关于美国大学培养史学专业研究生的情况，其实相当难以说清。美国有几千所大学，能授予史学博士学位的至少上百，能授予硕士学位的更是数不胜数，虽然研究生训练的过程大致相同，但全国并无统一的规则，一概而论显然不合适。虽然我先后在美国东西部5所大学的历史系（所）或读学位或做研究或当教授，但我的观察和经历毕竟有限，加上我学的和教的是美国史，对历史系其他专业的情况并不了解，以偏概全更可能造成误导。因此我希望事先提醒读者，本文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从个人经历的角度对美国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的描述和观察。
与国内史学研究生的培养一样，美国的史学研究生也有硕士与博士两种学位之分。从训练模式来看，两者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不同的是，在美国，博士训练的过程更长，工作量更大，要求也更高。有人将“Ph.D.”戏称为“Piled higher and Deeper”（“垒得更高、专得更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就读学位的时间而言，硕士学位一般在两年内可以完成，博士学位的完成则至少需要5－7年，有时甚至更长。与国内的硕博士培养时间相比，美国的史学硕士训练时间至少短一年，而博士训练则要比国内长一倍以上。就训练目的而言，美国的史学硕士学位基本上是一个专业知识的进修学位，强调学生在某一领域内史学知识的积累和熟练，培养学生从事有限规模的史学研究的能力。博士学位以培养大学教师和专业史学家为目标，课程训练时间更长（如从本科直接读博士，一般要选3年的课），外语要求更高（至少两门），选课结束后，要通过资格考试，然后才能开始写论文。理论上，一个史学博士不仅要系统、全面和有深度地了解本专业的知识，了解本领域的前沿研究，还要拥有一个相当广阔的知识面。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具备独立进行原创性史学研究的能力。同是学习美国史，博士生所接受的知识面和研究能力的训练在深度和广度上要非常明显地远远超过硕士生。
史学博士研究生的训练过程包括这样几个过程：（1）申请与录取；（2）课程训练；（3）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4）论文的写作与答辩；（5）获取就业和出版博士论文的机会。严格地说，最后一项不应算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之中，但研究生毕业后能否找到称心如意、学以致用的工作，博士论文能否最终得以出版，出版后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与学生、导师、系和学校都有关系，直接关系到系研究生培训项目的质量和名声。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讨论前面四个过程的内容，并以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为主。
一、申请与录取
在美国申请读史学研究生，手续和过程要比国内简单。除GRE外，无需经过其他形式的全国性考试。 选择专业和学校的自由度也比较大，只要不惜报名费，一个人可同时申请多所大学。按时将要求的材料寄达学校，申请过程就算完成。近年来网络的发展更加简化了申请手续。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本科学历的成绩单、硕士学历证书和成绩单、GRE成绩和推荐信（3封）。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人要寄TOEFL成绩。个别学校要求附上写作样本。与国内报考研究生相比，申请材料要多一些，但这些材料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申请人的教育经历、专业基础、综合素质和接受深造的潜力。
申请材料到齐后，先经研究生院初审，合格者转至历史系，由历史系的录取委员会来做录取决定。录取委员会由本系教授轮流组成，其职责是负责阅读每位申请人的材料，逐个讨论，决定一个初步录取的名单。录取决定以集体讨论的方式做出，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如遇有争议的人选，则通过投票来裁决。初步录取名单确定之后，有的学校会邀请申请人到学校面试，然后再做出正式录取的决定。接到录取通知后，申请人有2－4个星期的时间决定是否接受录取。
一个系每年招多少研究生没有硬性的规定，但决不是“多多益善”。除申请人的质量外，录取人数的多少还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本系的教师资源（即本系是否有足够多的称职的教师来指导研究生，或本系是否能够开出足够多的研究生需要上的课）、本系拥有的经济资源（即本系能够提供多少份全额奖学金或助学金，或本系需要多少助教或助研）、系内各专业之间的平衡 (即美国史、欧洲国别史、古代史与其他非西方地区和国别史和专题史之间的平衡) 、和本校的研究资源（即本校是否能为某一方向的博士论文提供相应的图书资料的支持）等。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市场对史学博士的需求量。 研究生的培养与市场需求直接挂钩，这是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明显特征之一。如果博士生毕业后找不到教职，高教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院系在分配资源时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避免造成在校研究生人口的过度积压，减少师资资源的“浪费”。20世纪90年代史学博士的需求一度处于低潮，俄亥俄州议会一举砍掉了该州一批州立大学的史学博士学位项目。
市场因素自然也导致了另外一种现象，即申请到著名大学历史系读研的人数大大增加，使进入这些学校的竞争更加激烈。1999年，我的一位学生对军事史很着迷，立志要进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去做内战史专家James McPherson的博士生。他专程到普林斯顿去了一趟，被告知当年申报该系读美国史博士的有400多人，但该系当年只能录取12人。市场对著名大学历史系的录取优势冲击不大，因为它们拥有一批有名和有影响力的教授，资金雄厚，能为学生提供的较好的研究和资助条件，它们毕业生的就业率相对较高，论文出版率也较高，但正因为如此，这些学校在录取时也格外挑剔，宁缺毋滥，以保证研究生项目的质量和维护学校的名望。
要成功地获得这些学校历史系的录取，申请人除了具备相当好的基础和优势之外，还必须非常用心地准备好申请材料。申请人的个人陈述、本科教育的背景、硕士学历的质量、推荐信等对录取决定都有重要的影响。如何写好个人陈述，并无统一的模式，但必须写得诚实可信，如果所有人在读完之后一致觉得该申请人值得花功夫去培养，这份陈述就算是写得成功的。推荐信的重要并不在于写信人是否大名鼎鼎，而在于信是否写得真实和实在。美国学术界很注重和看重“信誉”（credit），一封例行公事、千篇一律的推荐信不但帮不了申请人什么忙，反而有损写信人在史学同行中的名声。
二、课程训练
史学研究生的训练包括两个阶段：课程训练和写论文。如果是读博士学位的话，写论文之前还要通过一个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关于课程训练时间的长短，各校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来说，如果从本科直接进入博士生项目，要选3年的课才能参加资格考试，如果事先得了史学硕士再来读博士，则可减免一年的课程。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对已有史学硕士学位的博士生在理论上仍然要求3年的课程，但如果学生在第一年的必修课程中表现出色，可减免一年的课程，只需选课两年便可参加资格考试。
研究生的课程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必修课多为基础课，如史学史概览、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与材料等，加上外语，这是所有人都必须选的。选修课则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自由”选择，但需获得指导教授的同意。学生进入研究生院后，系里会事先指定一个导师负责为学生选课提供咨询；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时，学生可根据论文方向选择主要论文导师，但两个导师完全可能由同一人担任。
专业课有3种类型：知识课（lecture）、研究课（seminar）和阅读课（colloquium），授课方式和训练重点不尽一致。 知识课以基础知识训练为目的，在题目和范围的定义上很灵活。就美国史而言，有的以讲断代史为主，如殖民地史、美国革命史、内战与重建、二战后的美国史等，也有的以专题为主，如城市史、美国立宪、进步运动、民权运动、内战前的美国思想与文化、美国奴隶制的起源等。授课方式以教授讲课为主，课堂讨论为辅，教材一般包括5－6本专著和十几篇专业期刊论文。知识课在研究生课程训练中占的比重较小，但对打基础非常有用。这种课的最大优点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关于最新研究成果的信息。教授会提供一个详细的阅读书目，将该专题的重要著作分类列出，有助于深入阅读和准备资格考试。上课时，学生可随时举手要求发言，提问题，与教授讨论。
除考试之外，知识课一般还要求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学生必须客观如实地总结所阅读的专著的内容和观点，分析其对史料和方法的运用，以及评论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等。知识课也是研究生有机会观摩著名教授教学的最好机会。至今为止，我对哥大历史系Eric McKitrick和James P. Shenton两位教授的讲课记忆犹新。McKitrick总是以提问开始，然后缓缓展开叙述，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无论多么复杂的题目，他都会讲得清楚明了。他的语调永远是和缓的，语言富有凝重的诗意，含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Shenton则截然不同，讲课从来不用讲稿，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激情澎湃，听课的人无不感到是精神上的一种享受。两位教授都已经先后去世，但他们那种令人倾倒的讲课风格却令人终身难忘。
研究课是史学研究生训练的重头课程，其目的是边学边做，培养和训练学生从事史学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研究课人不多，通常在10－12人左右，由教授筛选，有基础者方可进入。在课上，大家围绕一个专题进行阅读、讨论和做研究。课程由教授主持，但主角的是学生，教授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课程开始时，教授会指定一些阅读著作或论文，介绍本专题的史学史，指出哪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或继续处于空白状态等。在进行这种“热身”式阅读和讨论的同时，学生围绕专题提出自己的研究题目，写出选题报告，交由全班讨论。选题经教授批准后，学生便开始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但仍然继续参加阅读和讨论，并将研究和思考带到课堂上来，作为讨论的内容。大家在课上交流研究的心得，分享研究的信息，并相互阅读初稿。论文初稿写成之后，一式两份，一份交教授审读，一份交全班讨论。教授的阅读非常仔细，从立论、观点、材料的质量和使用、写作风格、学术规范、直到拼写错误的改正，一处也不会放过。个别严格的教授还会花时间去查对原文，或请学生出示原文。其他的成员也会作类似的审读或质疑。最后学生综合各方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直到教授满意为止。
研究课可以说是学位论文写作的演习课，它不光训练学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真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学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使用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 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对研究生后来做学问乃至一生的影响都很大。我在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分别从美国十来所不同的大学得到博士学位，我们所有人在开研究课时，方法、程序和要求非常相似。另外，凡是参加过美国史学界专业会议的人都会注意到，会议的参加者无论是宣读论文还是做评论，他们的学术行为和语言范式相当一致，我想这些与研究生时代受研究课的训练不无关系。
教授虽然不授课，但他的能力与研究课的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在研究课上，一个有经验的教授不光能以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底为学生指点迷津，避免让学生做一些重复或过时的研究，而且还能以伯乐识马的眼力，点出学生研究中的独到和闪光之处，帮助他们将研究课论文变成博士论文的起点。有经验的教授上研究课，组织熟练，讨论自然流动，在讨论进入死胡同时，提出具有启发的问题，使讨论能够起死回生，“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要求教授必须对选定的研究题目、史学史和资料相当熟悉，并且要有很好的语言能力，能够听懂学生的问题，能够做到循循善诱。
阅读课的工作主要是读书和讨论，通过以读和讨论为主的方式来深入研究某一专题。为保证讨论质量，参加的人一般也是限定在10人左右，参加者也要被事先“筛选”。上课前，教授根据主题，给出一个阅读书目，全班每周至少共同阅读一本，或几本书的不同章节。学生在上课前完成阅读，然后到课上来讨论，从著作的内容、观点到写作风格等，各抒己见、品头论足。教授则在讨论中穿针引线，保证讨论有序有效地进行。遇到关键的问题，教授也会加入讨论，亮出自己的观点，学生也不必忌讳与教授观点相左，可以辩论。上这样的课，学生必须做到“有备而来”，不能光带耳朵，不带嘴巴。原则上，大家都要有所贡献，不能只是坐享其成。每次讨论大家轮流担任“首席讨论人”（leading discussant），其任务是综述阅读的要点，提出讨论问题，抛砖引玉。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像在聊天，其实不然，要想在讨论中说出有用有思想的话，事先非得下功夫看书看资料。对外国学生来说，阅读课的讨论是一种挑战，对美国学生来说相对容易，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训练很多。我认为，阅读课对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总结和提炼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特别有帮助。除阅读之外，一般还要写一份综述性的史学史报告。有的教授也会要求学生就某一专题整理出一份专题研究的参考书目，为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做准备。
就我本人来说，课程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我有时甚至觉得在研究课和阅读课上，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和受到的启发多于从教授那里学到的东西。
三、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
课程训练结束后，博士研究生须通过资格考试（也称“综合考试”），才能开始写论文。不同学校对资格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同的规定。有的采用笔试，有的采用口试，有的既要求笔试又要求口试。哥大历史系的资格考试以口试方式进行的。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考试委员会考核学生对四个领域内的知识的熟练程度。考试委员会由4名教授组成，每人主考一个领域。美国史专业研究生的四个领域中必须包括美国史的三个历史时期，即殖民地与美国革命和立宪时期、19世纪时期和20世纪时期。第四个领域可以选美国史以外的历史领域或其他的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考试委员会的成员确定后，每位教授各自向学生提供一份阅读书目，主要是本领域的经典和重要著作。每位教授给的书目的长度不同，但每一领域大约要读100部著作左右，这样四个领域加起来一共要读400本书，另加一定数量的期刊论文。每个领域内可重点准备四个专题的阅读。譬如，在19世纪美国史领域内，我当时选的4个专题是：立宪与政党政治的兴起、内战与重建、工业化及其后果、19世纪的移民运动与政策。教授一般会尊重学生的选择，但前提是学生必须熟悉该领域内所有重要的历史发展和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当然，没有谁能够滴水不漏地记住每一本书的内容，但到考试时至少要做到了解每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熟悉重要的历史发展。知识课和阅读课的优势在此刻就尽现出来了。考试前，同学之间自发组织阅读小组，交换和对照阅读笔记，以防出现大的“漏读”和“误读”。
考试的时候，四位教授轮流分别提问，每人半小时左右。问题五花八门，无章可循。有的要求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解释，有的要求评论史学流派，有的则要求说明非常具体的历史细节。我在口试时，主考殖民地时期史的Alden Vaughan教授要我列举至少两名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清教徒之间起承前启后作用的思想人物的名字，并比较他们的神学观。Eric Foner教授刚刚出版了《重建》（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一书，却要我评价重建宪政的得失。教授们基本上是抽问，并不断转换话题，表面上让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实际上只要临阵不乱，沉着应答，一般都不会有问题。遇到的确不知道的问题，就说“不知道”，不要不懂装懂，弄巧成拙。考试结束后，学生被“请出”考场，教授们闭门讨论20分钟，然后宣布结果。通过考试者被授予M.Phil. 学位（哲学硕士），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Ph.D. candidate），俗称“ABD” (all but dissertation)，即距获得博士学位“万事俱备，只欠论文”了。失败者可有一次重考的机会，如再失败，则以获得M. A.学位（文学硕士）终止在哥大历史系的学习。
采用笔试的学校，也是事先规定几个领域，由教授给出几个题目进行准备。围绕这几个题目，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考试通常是几个领域集中在一个星期或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学生就教授给出的题目现场写作。写作完成后，不同领域的教授分别评卷，然后综合分数。有的学校还将一部分题目用作口试，有的则是在笔试的基础上，进行口试，让学生继续阐述某些在笔试中未有机会讲清楚的问题。无论那种方式，考前如临大敌，草木皆兵，考后如释重负，宁静致远，则像是大家共有的感觉。
四、论文的写作
资格考试是对研究生专业基础知识的一种抽查考试，两个小时显然不可能问遍所有的文题，但这个长达一年的准备过程很重要，它迫使人去读书，写读书笔记，扩大知识面，实际上为写论文作了铺垫。进入写论文阶段后，学生便开始进行独立的史学研究和写作，导师所起的更多的是一个指导、咨询、检查和把关的作用。写论文过程中的基本工作——从题目的构思、现有成果的检索，材料的收集、观点的提出、一直到最后的写作，都是由学生独立完成。硕士论文一般100－150页，研究题目比较细小，需要使用原始材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可以完成。博士论文的要求则比较严格，长度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应该在250页以上（我自己的论文最终写了538页）。长度并不是最要紧的，关键是题目一定要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思路和观点要有新意，方法和材料也要有所突破，最重要的是论文必须有原创性，要能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或修正现有研究的错误。
写论文也有几个阶段，先是提出论文题目报告，然后是收集材料和写作，最后是修改与答辩。论文题目报告必须阐述题目，列举和评论现存的同类研究的不足，还要说明论文的构思、研究方法、章节安排、材料来源等。报告提出后，还要进行一次答辩，经选题委员会（由本专业内的教授组成）同意后，才可向系里和美国历史学会的“博士论文题目摘要”（Dissertation Abstracts）注册，正式开始研究。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很费神，对史学研究生尤其如此。光是评读现存研究一项就要占去至少半年时间，因为你不能重复别人已经作过的研究，如果有相关的研究存在，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去读并加以讨论，而不能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审题的教授都是专家，决不会允许这种有意无意的“疏漏”。
论文选题是否得当与能否顺利完成论文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选题要考虑这样的因素：重要性（即考虑所选的题目是否能对本领域有独到的学术贡献，是否值得花几年的时间来做）、可行性（即在现有的时间、经费、资料资源和个人能力限制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论文）、出版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这项研究最终可以达到出版的水平）。
除论文题目之外，学生在写论文阶段要做的第二个关键性决定是选择论文导师。能得到名师的指导自然好，但关键是专业要对口和导师要有责任心。如果一篇冷战史的博士论文由一个教殖民地史的教授来指导，其论文水平要大打折扣。这种事情也不太可能发生。在美国史学界，论文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长久的特殊关系。学生不仅在选题和写作论文时需要导师的指导，在争取研究基金、谋职、出版以及得到教职后晋升等方面也需要导师的长期支持。所以，对于学生和导师来说，这种关系的建立是一种非常慎重的选择和决定，必须带有强烈的信誉感和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学生的研究事业往往成为导师学术生涯的一部分。如果仔细阅读美国历史学家的第一本专著（多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特殊关系的重要和深厚。
我的感觉是，美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与英国和国内采用的导师制是有区别的。据我的观察，英式和国内的导师制强调“一对一” 的指导方式，教授通过手把手的“传帮带”，按自己的水平和学术标准，对每个由自己精选的学生进行精雕细刻，而学生也有大量的机会和时间聆听导师的教诲，按教授的期望和建议来写作论文。美国的导师制有些“批量生产” 的味道，一个教授同时指导同一级和同一班的数名研究生是经常的现象，学生与导师的见面都是提前预约，而非随心所欲，想谈多久就谈多久。因为导师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有限，学生必须具备高度的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事事指望老师的帮助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著名大学将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门槛设定得很高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种体制下，同学之间反而有可能形成一个非正式学者同盟，既相互竞争(同一专业的人尤其如此) ，又相互提携。我离开丹佛到纽约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当初介绍我到美国留学的Robert D. Richardson Jr. 教授送我几句格言式的话，其中一句是：“Make friends among your peers because they are going to be your colleagues for the rest of your career.” (在你的同学中结交朋友，因为他们将是伴随你学术生涯的同事) 。我后来的感觉正是如此。
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最大挑战有两项，一是资料的收集，二是研究经费的筹集。美国各校的图书馆专业服务的水平很高，主要大学的图书馆本身就是重要的资料储存地，馆际互借也会找到本校没有的书籍，但这些仍然无法取代必要的档案研究。美国史的研究如此，非美国史领域的研究更是如此。所以，落实和寻找资料非常重要。研究课的训练在这种时候会派上用场。
研究资金的筹集则更具有挑战性。一般来说，有三种获取研究基金的途径：一是争取本系和本校的论文研究基金，在这方面，资源充足的学校显然有优势；二是向校外的基金会、史学界专业组织或著名的图书馆等申请。这两种情况都是纯基金，即除了将钱用于论文研究，不含其他义务。第三种方式是从本系获得做助教、助研或开课的机会，一边上课，一边进行自己的研究。还有的人可能连在本校教书的机会也没有，则只能去找其他的工作。在后两种情况下写论文，时间上会很紧张，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和有效地利用时间，非常辛苦。许多人迟迟不能完成论文乃至最终放弃，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八小时工作之后所剩下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以整体性和连续性的方式进行资料研究。我的一位同学用了12年的时间才拿到博士学位。写论文时，他在一家社区大学兼职，繁重的教学占去了所有的时间，写作与研究一拖再拖。这种情形在哥大已经开始得到改正，一方面校方尽量为学生提供研究基金，一方面也规定博士学位的学习时间一般不得超过7年。
论文初稿写出后，分章交给导师阅读评审。导师的审读因人而异，严格的导师看得很仔细，主要从史料、观点、结构等方面提出意见。这个时期的写作专业性比较强，也非常规范，如果学生交上来的初稿有拼写错误、引用不规范等问题，导师是会非常吃惊的，甚至怀疑你是怎么通过研究课的。导师读完初稿后，提出修改建议。导师看过修改稿并同意答辩后，论文初稿才可分发给答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哥大历史系，答辩委员会由5人组成，3名（包括导师在内）来自本系，其余2人来自外系，如果来自外校，需经系里同意。我的论文讨论重建时期的黑人选举权问题，答辩委员会除历史系的3名教授外，还必须分别从法学院和政治学系请两位专家。论文初稿提前一个月送交到各位教授手中，给他们充裕的时间阅读。答辩时，在答辩人扼要综述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成果之后，委员会的每位教授每人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导师不提问，只作简单介绍。教授的提问基本上集中在论文的方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论文观点的说服力等方面。有的时候，答辩人也会被要求对论文的某些观点、章节和历史细节的处理作出说明。在有的情况下，委员会也会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论点提出强烈的质疑，此刻，答辩人必须坚定地“defend”( 捍卫) 自己的研究 (即为自己的研究辩护) ，导师在这个时候，也会助一臂之力，帮助学生解围。如果一篇论文是基于扎实的研究之上，具有独创性，是学生多年研究的结果，答辩人一般都会胸有成竹，参加答辩的教授也会立即意识到这一点。教授虽然都是专家，但他们本人对答辩论文的题目不一定做过如此精细和专门的研究，所以，对他们来说，答辩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博士论文不仅代表了博士生专业训练的最高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各个具体的史学领域发展的最新水平和趋势 (因为博士论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成果，而不是对前人和他人研究的一种机械式的总结或重复)，答辩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确认这个本领域“最新” 研究成果不仅的确是“最新的” ，而且其产生的过程也是严格而忠实地遵循了本领域通行的学术规范的 (无论本领域内其他人是否接受论文的观点，但他们至少要认可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是合格的) 。对博士学位候选人来说，答辩基本上是一种与同行之间的愉快的专业交流，完全没有考资格考试时的紧张，但这并不意味着答辩只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答辩结束后，学生仍然要离开考场，在外面等待教授们的商议，然后被当面告知是否通过。如通过，委员会的教授会以“某某博士”相称，以示祝贺。如答辩失败，答辩人则需根据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论文，再次答辩。答辩成功的论文将列入全国博士论文资料库，并由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每年一度出版的“美国和加拿大历史系和历史学组织指南”(Directory of History Department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公诸于众。
五、观察与感受
总结而言，我对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和方式有如下一些观察和感受。遗憾的是，近年来我虽然年年回国教学，与史学同行和研究生（尤其是美国史专业的）有频繁的接触，但对国内史学研究生培养的细节仍然知之甚少，在此无法做一个客观和准确的比较。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虽然比较长，但训练很扎实。无论是读博士还是硕士，都必须选够相当数量的基本课程，否则不能参加资格考试或得到学位。在知识结构上，还是很注意广度和深度的平衡。就我所知，美国史专业的博士生毕业后，教专题史、通史都不是太大的问题。相对中国的史学博士训练过程，美国的博士学位时间太长，美国博士生刚刚完成课程训练时，同时开始的中国史学博士生已经拿到了学位。
其次，美国大学很注重史学史的训练（也许在美国史领域尤其如此）。从知识课、研究课到阅读课，无一不包含史学史的内容。论文写作的一个起码内容也是评价和分析史学史。这个训练过程非常突出。学生不仅要读史学著作，而且还要了解著作的写作动机、写作背景、方法和观点的流派归属、与其他同类研究的关系等。这种情形与美国史学繁荣、流派多，偏重解释等不无关系，但过分地强调史学史的训练往往带来对史学研究的生硬划线，阻碍人们利用积极的态度，观察不同史学流派的共同之处。
第三，美国史学研究生的训练注意对学生的专业素质进行培养。除前面提到的史学史训练之外，专业素质还包括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和技巧，按学术规范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能力，对专业学术规范的维护和遵守等。在前不久国内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讨论中，美国史学界使用的《芝加哥手册》（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被频频提及。《芝加哥手册》（或它的简写本 Kate L. Turabian, A Manual for Writers
of Term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是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写作时人人必备的案头工具书之一。它其实是一本学术规范手册，本科生写作业、研究生写论文、教授写专著，都是以此为准。这种学术规范的训练从本科生开始（史学专业的本科生都必须选史学材料与方法的课），在研究生阶段又再度强化，一直到博士论文的写作，久而久之，就形成为一种习惯了。
与之相关的是，美国研究生专业课的写作练习非常多，而且很密集，写作训练也是对学术规范使用的强化。教授在评判作业时，也将对学术规范的遵守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分内容。我觉得，美国大学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对学术剽窃的严厉惩罚，与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有密切的关系。即便如此，美国学术界和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也没有能够完全杜绝剽窃（实际上，随着网络的发展，本科生的剽窃更加猖狂），但是在读研究生时，教授最忌讳的就是出现剽窃。肆无忌惮的剽窃一旦被发现，学生将无法得到学位，也很难谋得大学的教职，他在教授和同学面前的所有信誉都将丧失殆尽。
第四，美国研究生训练注重强调以讨论为主，整个学术气氛相对开放，因为教授来自不同的大学和具有不同的背景，在意识形态、研究方式、史学解释、为师风格上给学生一种多元化的感觉，对开拓思路非常有用。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像国内那样亲密和亲近，但它是一种很专业的关系，较少个人因素的纠缠，表面上公事公办，但在讨论问题时，往往能够做到平等对话。毫无疑问，美国教授之间也有政治斗争，学生也有可能成为教授政治的牺牲品，但绝大多数教授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
我感到，教授的专业素质对美国史学研究生的培养有很关键的作用。教授的工作质量一方面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来体现，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通过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来体现。专业素质也包含了“敬业精神”，如果是2小时的课，决不能只上90分钟；让学生准时交作业，教授必须准时在规定的时间内评改作业；如果因事缺了课，必须抽时间补上；如果自己的研究使用了学生(论文和作业)的研究成果，一定要公开如实地予以承认；如果自己的研究需要学生的帮助，一定事先做好补偿学生劳动的安排。专业素质的养成一方面是长期的训练和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与美国大学的管理体制有关系 (这个问题需专文讨论，在此不展开)。我在北大教课时曾经说过，一所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美国大学都有两条生命线：一是教授的质量，二是教学的质量。我觉得这个说法同样适合于描述美国最好的史学研究生项目。
第五，美国研究生教育注重对新研究成果的跟踪。这个工作一方面通过教授的讲课来进行，一方面通过博士论文来体现。前沿研究转化为研究生教材几乎不存在时间差，转化为大学教材要慢一些，需要几年的时间。但与此同时，过快的跟踪也有赶时髦之弊病，而且有的时候会给学生(尤其是博士生) 的写作造成不适当的压力，迫使学生去不切实际地“创新”，忽略了对基本知识的重视。此外，新成果的层出不穷，又导致了新出版的专业著作的平均阅读和使用寿命越来越短，随着电子资源的发展和图书馆的经费转向，博士论文的出版难度也越来越大，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无法得以出版，新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因为难以转化为教材而十分有限。
第六，与欧洲史学不同的是，美国史学研究生培养中理论训练相对薄弱，这与美国本土史学理论的薄弱有一定关系。近年来，虽然在方法上出现了大量的借鉴，但具有国际影响的美国史学理论还是很少见的。这种重实例、轻理论的研究模式对教授的教学也有影响。20世纪40年代杨生茂先生曾在美国留学，学美国史，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曾提到美国大学课堂教学的弱点，包括内容支离破碎、强调实用、理论性不强等，这些弱点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
最后一点，在美国读史学研究生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一个人要面对各种压力，要面临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压力，要参与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要接受清贫，要接受寂寞与孤独。要坚持下去，需要一种执着、坚强和豁达的人生态度。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磨炼意志和增强能力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磨炼。实实在在地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人，大都会对经历的本身抱有一种比对经历的结果——博士学位——更多的敬畏和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