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哈佛大学从全球三万名以上极具竞争力的申请者中，挑选约 2000 名组成新一届本科大一新生，其中约 11% 来自除美国外的 80 多个国家。此前，哈佛大学会在世界各地委托校友，对优异的申请者进行一对一或者多对一的面试，汤玫捷就是众多的中国面试官之一。面试中国学生时，汤玫捷喜欢“突击式”提问。“我不希望给太多时间让面试者做程式化的准备，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完全真实的人。”在她看来，哈佛大学是一个多元化的校园，她喜欢个性十足的学生。“在面试中展现真实的自我，会得到面试官的认可。往往学生们极力推销的并不是我看中的，而他们忽略的细节却最能打动我。”
最近，汤玫捷正在读脂评本的《红楼梦》，“不管在哪里，我每天都看一会儿书。”这是她的习惯。
一般来说，汤玫捷会和朋友们约定读同一本书，看同一部话剧，甚至熬夜打同一个游戏。“这样大家一起吐槽，比较有趣。”她的朋友大多是美国名校毕业生，事业有成。其中，有忙到早晨还不忘上线给 “部落战争”送装备的投行人，也有打“飞的”来集体观看《喜剧的忧伤》的艺术青年；其中一些和她一样，也是美国名校的“校友面试官”。
美国大学的校友面试官体制采取义务兼职的方式，汤玫捷特别热爱这个工作。对于她来说，“做面试官，就相当于把以往的镜头，又回放了一遍。”而这一遍一遍的重复，“非常快乐”。
2005 年，来自上海的汤玫捷是中国大陆唯一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的高中生。而改变命运的关键一役就是“面试”。“那天大雨，面试官选择了她丈夫的办公室和我见面。”她说。面试的时候，汤玫捷非常紧张。“当时我的手表丢在了轻轨上。进屋的时候，全身都淋湿了。”
一直到现在，汤玫捷都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她是一个特别亲切的女子，有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面试官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她放松。“一开始就说我英语挺好的，先夸了夸我。”然后，两人开始了交谈。汤玫捷成绩优异，并去美国高中做了一年交流生。不仅如此，她还积极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做小记者、建网站等等。“面试官一开始就针对这些提了很多有趣的问题。”
汤玫捷承认这位前辈对自己的影响很大。“因为现在我的面试风格，就和她很相似。她当年提的问题，我现在也在问别人。她让带简历，我现在也会提醒让孩子们只准备这份资料。”
最关键的是，“她觉得小朋友们，一定要放松才能表现出真实水平”。 现在汤玫捷面试的时候，也会专门留出时间让同学们“调整”。
每年，哈佛大学从全球三万名以上极具竞争力的申请者中，挑选约 2000 名组成新一届本科大一新生。以 2011-2012 申请季为例，这些幸运的年轻人中，约 11% 来自除美国外的 80 多个国家。
被选中的幸运儿们，最终会住进那所建于 1636 年的古老校舍，它拥有 3500 门学科课程、馆藏 1500 万册的世界最大校园图书馆。而在这座被称为“世界智库”的大学城里，曾经诞生过 47 名诺贝尔奖得主教授、8 位美国总统和诸多改变了世界的政经领袖。
“百里挑一”，那么谁将成为胜出者？事实上，哈佛大学的录取有着神秘而独到的评判标准，他们称之为“全方面考察（Holistic Review）”和“手工挑选（Hand Pick）”。“听起来有点像挑最好的葡萄用来酿美酒的过程——不可言传，只可意会。”汤玫捷笑着解释说。
“挑选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
事实上，哈佛大学的面试流程十分严格。“首先网申，然后学校会根据材料来决定是否面试。”她说，“能走到这一步的学生，通常都很优秀。几乎所有人的考分，都是超高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倘若只重点阐述自己的成绩，“意义不大”。
在审阅了标准化的学生申请之后，学校会对其综合表现进行判断，从个体的角度探究申请者与学校的匹配程度，然后将他们一一选出，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和了解，然后再次回到整体，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个过程像一门精细的工艺一样，不存在可以破解的公式，“是一个人了解另一个人的过程。”校友面试官并不是考官，汤玫捷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去认识一个学生，看见他们的优秀，与他们分享自己在哈佛的体会，而不是去考核他们”。
“校友面试”一般发生在申请环节的中后期。哈佛大学会在世界各地委托校友，对已经突显出的优异者，进行一对一或者多对一的面试。这份工作没有报酬，甚至需要面试官们自己支付和学生见面的费用，因为用现任哈佛的招生办主任费兹西蒙斯先生的话来说，“挑选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但是汤玫捷和她的面试官朋友们都乐在其中，并用绝不逊于任何一份主业的责任感，向招生办汇报面试的观察结果。
每次面试，“我看见这些孩子，就犹如看见了自己。” 汤玫捷说，“当年的忐忑不安和踌躇满志全都一一涌现出来。”
汤玫捷去哈佛大学报到的时候，本科留学在中国还不普遍。她说：“其实如果没有助学金，负担一个孩子去美国读本科，压力很大。每年的学费是四万美元左右。”学经济的汤玫捷发现，2006 年股市高峰以及 2008 楼市高峰之后，“当中国大多数家庭能够腾出一笔学费后，中产阶层就加入到留学大潮中来了。”
汤玫捷读书的时候，中美汇率是 8.3。“现在已是 6.2。而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萧条，也增加了以留学作为支柱产业的政策。”
事实上，“现在 1990 年代的孩子，已经和‘80后’完全不一样了。”观察一代代的变化，也是面试的乐趣之一。
汤玫捷记得自己面试第一个孩子，也是在一个下雨天。“我选择了上海商城的西餐馆。但是，她迟到了。我一直等得饿了，就点了晚餐。”
孩子一直没来，汤玫捷几乎要着急了。这时，她收到一条致歉短信，解释说，她下课之后才出发，又是轨道交通，所以迟到了。汤玫捷转念一想，“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她的良好品质。因为我见过太多学生，一说要准备去美国就连课都不上了。”
等见了面。汤玫捷发现这孩子的心理素质奇好。“首先，她说饿了怕表现不好，然后开始点菜。从前菜到汤，一道都没落下，真有点反客为主的味道。”吃完后，孩子主动问她：“你的哈佛生活怎么样？”此时，汤玫捷感觉：“她英语居然比我还好？”
两人交谈下来，汤玫捷了解到其实“这个女孩子很不容易”。她从 4 岁开始学跳舞，一直跳到高三。“每一年都有小伙伴因为小升初、初升高放弃了舞蹈，但是她没有。而且她的学习成绩，一直是最拔尖的。”作为一个面试官，汤玫捷看到这个孩子身上的“可贵精神”。
“这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 汤玫捷说。后来，这个学生被哈佛大学录取，成为了她所在高中历史上唯一一个进入哈佛本科的学生。到了哈佛以后，她还同时参加多个舞蹈团并开始编舞。
“当然，也有不好的案例。” 汤玫捷笑，“一些90年代的孩子，从小被蜜泡大。”一个面试官朋友，就告诉了她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她提前三天约一个女生上午十点钟到西单面试。结果，这个女孩子发邮件表示——西单对我来说太远了。过了一会，又紧跟了一封邮件：好吧，我过来。但是我会迟到。”
“这事让大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汤玫捷和朋友们觉得：“当年哪一家大学要面试我们，我们会恨不得立即就把铺盖卷、成绩单都带上就出发。而且会心存感激。”
“一些 90 年代的孩子，考分很高，但情商颇低。” 汤玫捷直言，“其实他们都是孩子，无论如何表现总会有些紧张。如果一握手都是汗，这时候，我会谈些别的让他们平静下来。但奇怪的是很多孩子会立即反弹，觉得你在浪费他的时间，他要直奔主题就聊成绩如何好，接着，就把准备好的英语，一段段背诵下去。”
“成绩好是最低的底线。” 汤玫捷说。事实上，美国大学没有国内“高考分数线”一说，一般叫做“录取均分”且甚少对外公布。虽然，美国每个大学的招生情况不同，但“推荐信、成绩、课外活动、申请作文等四项都颇为重要。”美国常春藤联盟学校一般都实行面试，而排名位居二三线的一些大学，还有很多不实行面试。“或者，先招收了再面试的也有。”
汤玫捷面试时经常遇到上外附中、上海中学这些上海出国留学大校的学生。“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对这两所学校尤其熟悉。”有时，她会突然抛出掌故，“小朋友都很诧异。”说这话时，她很认真，“所以在我这里吹牛是很难的。”
说到真实，一位上海学生让汤玫捷印象深刻。这个学生高中期间坚持研究口述历史，并跟随大学教授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面试中，提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本小说时，汤玫捷便问道：“你为什么读这本书呢？”孩子说：“妈妈在网上买《悲惨世界》，结果网站提示若购买奥威尔的小说则可以免运费，于是这本书便到了我家。”
这让汤玫捷想到了她面试时被问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美国打曲棍球？”她很诚实地告诉对方：“那天校队正好在走廊里招人，我走上前去问她们什么叫曲棍球，她们说我们教你。我说，‘但是我不喜欢穿裙子’，‘没关系，’她们说，‘这其实是裙裤。’”
汤玫捷深有感触——那时候这个女生本来可以说出一个冠冕堂皇的故事，以便为自己“贴金”、“加分”。但她选择了真实。哈佛也对这样的人才，伸出了双手。
事实上，“做一件事是出于热情还是功利，有着天壤之别。”这是汤玫捷自己的体会，也是她在面试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汤玫捷曾经面试过一名斩获无数数学奖项的学生。但作为面试官的她，偏偏对简历上“钢琴十级”产生了好奇。因为她注意到孩子的手非常小，对于练琴的人来说是一个“缺陷”。“你手这么小，为什么会选择练钢琴？”孩子回答说：“从开始学琴时，就一直有人劝说我放弃，手太小跨八度太难。”但她就是不服输。“这让我看到了她的坚持和倔强。”最后，“她被成功录取了。”
在面试的时候，汤玫捷喜欢“突击式”提问，原因也在于此。“我不希望给太多时间让面试者做程式化的准备，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完全真实的人。”哈佛大学是一个多元化的校园，喜欢个性十足的学生。
“在面试中展现真实的自我，会得到面试官的认可。往往学生们极力推销的，并不是我看中的。而他们忽略的细节，却往往最能打动我。”
“肯尼迪、爱默生都用过这个龙头”
一个哈佛学生早晨在卫生间刷牙，水龙头上浮出许多人的名字：罗斯福、肯尼迪、爱默生、艾略特等哈佛校友，这时屏幕上出现一个问题，“他们都用过这个龙头，下一个是谁呢？” 这是哈佛招生宣传片中的一段细节。
“事实上，等待哈佛新生的将是场独特的大学盛宴。” 汤玫捷说。校园里有一个不起眼却有独特地位的古老校门，外侧写着：“进入这里来增长你的智慧”，里侧写着：“离开这里去报答你的人民”。
汤玫捷本人在哈佛大学，感受了到太多的触动。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里的“联合国文化”。它倡导对不同价值、理想、人群给予理解和尊重，也让她接触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思潮。就拿哈佛大学 2012 年的新生来说，他们来自75个国家，其中包括斯威士兰、马达加斯加、布隆迪等异常偏远的非洲国。
在哈佛的毕业典礼上，汤玫捷被选为“毕业典礼训辞仪式”（Baccalaureate Service）的华人代表发言。典礼前，发言的学生代表会得到校长接见。当时哈佛大学的首任女校长福斯特博士见到汤玫捷时，帮她扶了扶学士帽，问的第一句话是，“这四年在哈佛玩得还开心么？准备好离开了么？”
“听到这句简单问候，我毕业季里关于告别校园的忧愁思绪，仿佛瞬间找到了出口，我回答福斯特校长，‘四年在哈佛真的非常尽兴，但却丝毫没有准备好离开就突然毕业了。一切都太突然。’”福斯特校长笑了，告诉她，“我从来没有听说谁能把毕业这件事情准备好的，重要的是四年里很尽兴，这也是我最爱从学生嘴里听到的。其实只要你愿意，毕业后依然可以尽兴地生活工作，这和你是不是一个哈佛在校生关系不大。”
“尽兴”对于一个刚开始事业的年轻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她决定尝试。毕业后，汤玫捷开始了创业，建立了自己的科技公司。创业艰难，但“闲下来，我可以看书、喝茶”。她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工作只能算是其中一小部分。”
尽管在常人眼里，哈佛大学一直在为这个世界输送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前总统小布什、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领袖”。而当被问起对“领导力”的理解时，汤玫捷和她的面试官朋友们却一致地给出了一个“非典型”的答案——“领导力其实并不一定是成为国家领导人或 CEO，甚至不一定是在金钱和社会地位意义上的成功；它其实是关于一个人是否有力量去坚持一个生活中的信念或爱好，是否有激情去感染身边的人，是否有勇气去提出和推动一个积极的改变，是否有胆识在一群人中有所担当。”
事实上，每届哈佛毕业生除了进入研究院或世界知名企业外，还有很多人选择到世界各地投身公共事业的服务中，“做义工或者慈善。”
一切全来自母校的耳濡目染：一次， 汤玫捷在前哈佛法学院院长的家庭聚会上遇见他，长者告诉她：“美国不像历史悠久的旧世界国家，也并不是没有贵族。这个社会的精英群体，不是由金钱和财富累积起来的，而是由像哈佛这样一批精英化的大学所组成的，并通过不断招收符合‘兄弟会’精神的新人，代代传承。”
如何在全世界找到这些“新人”？ 汤玫捷始终认为——哈佛大学的申请和面试中“没有合格不合格，只有合适不合适，不管你来自哪里，出身如何 ”。
什么才是合适？用招生办的话说是要“Extreme excellence”，汤玫捷的翻译是“特别牛逼”。这需要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发现，眼缘很重要”。
事实上，她会在面试的过程中不断地问自己：“眼前这个稚嫩的年轻人，是不是一个可以去一同上课的同学，是不是会成为一同聊天的朋友，是不是愿意分享生活的室友，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泡在实验室里的科学怪人，或者在社团穿上舞鞋就停不下来的舞蹈天才？”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完美的面试就像一次美妙的约会，它是会产生火花的。你们能够被彼此的观点启发，发现令人兴奋的事情并且有真诚的情感交流。”汤玫捷和她的搭档常常在结束一个很棒的面试后，感叹他们已经“爱上”了这个学生。
这种方法也会受到一些质疑。不少中国高中的校长和教育人士也曾提出：这样的录取过程真的科学么？“其实中国自古也有因材施教的观念，材的不同会决定教的不同，这是非常奢侈但是合理的分流。” 汤玫捷认为，这其中当然存在“机缘”，但是成长中的“机缘”也教会了哈佛学生们如何感恩。
面试官这份“兼职”，很多时候需要“贴钱”去和学生们见面。“我喜欢选择咖啡馆、漂亮安静的餐厅。” 汤玫捷笑，“因为舒适的环境，会让孩子们放松。无论成功与否，这一段旅程对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
事实上，每年面试完学生后，汤玫捷都会写一封感谢信给母校和她当年的面试官，“感谢你们让我重温了一段美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