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后重阳节不仅在现实世界中丰富了人民的世俗生活，而且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世人创造了大量有关重阳节的故事、传说和诗歌，这既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阳节传说
自重阳节出现以后，大量的民间传说依附在重阳节这个载体上，其中最着名的就是东汉汝南（今河南上蔡）桓景九月九日带领百姓登高避邪并剑刺瘟魔的故事。
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书中说：“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做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
后来民间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演绎出“桓景学道斩瘟魔”的民间传说。因为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所以后世许多人将其看作是重阳节的起源。但从发生学来看，民间传说无疑晚于民俗现象本身，因此这种起源说无疑是不正确的。
此外，由于所处节令和时日比较特殊，重阳日也为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所重视，逐渐被衍化为一些重要人物的纪念日，如道教认为九月九日是太上老君的生日和张天师的忌日，民间也相传轩辕黄帝和妈祖也都是在九月九日升仙永生的，因此许多地方流行着各种重阳祭奠的主题活动，但其内容和重阳节没有太实质上的联系。
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重阳节别名“登高节”、“茱萸节”、“菊花节”等，在有些地方也被称为“祝寿节”、“女儿节”等，今天也被称为“老人节”、“敬老节”。
重阳节起源很早，在漫长的传续过程中，重阳节逐渐成为深具中国民俗文化特征的重要节日之一。两千多年来，对生命归宿的追求作为重阳节深层结构中的基本内涵没有发生改变，人们熟悉的毛泽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等词句，就高度概括了这一节日所蕴涵的丰富的时空观和生命感。
但在发展过程中，重阳节还融合了敬老养老的儒家理想与孝道伦理，也融合了道教养生贵生、驱邪求寿的世俗理念，逐渐由最初的天伦祈祀型国家大礼转变为人伦娱乐型的民间佳节，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全民传统节日。如今，在全球化老龄工作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成为我国老龄工作的一个集中点，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内涵的重要的社会性节日，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重阳节的起源
关于重阳节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
古人认为，因为古老的《易经》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又因“九”在个位数中最大，所以古人以“九”为最高；而且夏历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又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古人认为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因此把九月九日叫作重阳节。这种说法的形成还与魏文帝曹丕的解释密切相关。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曹丕的说法说明这一认识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但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附会成份，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这是因为，最初的“重阳节”并非一开始就确定在农历九月九日，“阳”也并非只指日月两个天体，“重”也并非仅指“二”这个数。另外，《易经》天之数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系天故取其奇为灾岁数”，可见“重九”并不是吉利之数，有时却是大凶之数。
综合后人的研究，重阳节的来源应该说比这说法复杂。它和从远古到上古时期两个非常矛盾的先民习俗——九月庆和九月祭，以及先民天神互通的原始信仰与火神死亡崇拜有紧密联系。
上古九月的庆典习俗
对于农耕社会来讲，农历九月农事基本完毕，因此从远古开始，华夏先民往往将丰年庆典和祭神祀祖等活动安排在九月。
《吕氏春秋·季秋纪》载：“(九月)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并且说“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獀马。”可见在季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先民普遍存在着飨天帝、祭恩祖等岁时活动，而且这一习俗在战国时期还被统治者加以条令化和典章化。
由于这是一种丰年庆活动，所以九月庆典习俗明显带有酒神狂欢的色彩和特点，有着大量娱乐内容（“祭神”、“飨帝”、“田猎”、“野宴”等）。后人普遍认为汉代以后九九重阳节的野宴、饮酒、歌舞等习俗即源于先秦的九月庆典。所以有人把先秦的九月庆典看作是中国的酒神节。除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外，古匈奴族、高山族和壮族都有着多样的九月庆典活动，其中高山族阿美人和壮族的九月节庆活动还一直延续至今。
先秦的火神死亡崇拜
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非常崇拜火和火神。先民把一颗亮度很强的恒星——心宿二星看作是火神的化身，称其“大火”或“大辰”、“心”，并把它当作古代季节星宿的标志，通过观察“大火”出没的位置来确定季节转换。由于其具有划分季节的作用，传说在四千多年前的颛顼时代，就设立了火正的官职专门负责观测这颗恒星。
由于“大火”星在季秋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为“九月内火”，“内”是隐入的意思，“内火”指“大火”星隐入，意味着肃杀冬季的来临。由于先民御寒能力有限，加上冬季食物不足，许多人会在严寒中死去。火神的暂时“死亡”意味着妖恶横行、意味着许多人即将死亡，所以古人称之为“阳九之厄”。因此人们在九月举办各种仪式来祭奠火神祈求保佑。
我们今天无从知道当时祭奠仪式的具体情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仪式在先秦时期应该会很普遍。如今江南部分地区还有重阳祭灶的习俗，这应该是古代九月祭祀“大火”习俗的流传。先秦的这种火神死亡崇拜成为后来重阳节求“长生”、“消灾避邪”等习俗的主要来源，因此有人把重阳节也称作死亡节，把它和三月三（复活节）联系在一起，相互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构成了一组特定的节日系统。所以东晋《西京杂记》云：“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仕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而在巫术盛行的时代，人们习惯于创造一些带有象征性的习俗来达到避邪消厄的目的，其中最便于流传的是佩俗和食俗。而这正是后世重阳节诸多食俗和佩俗的源头。
上古的天神互通信仰和登高习俗
古人爱好登高，但它显然不同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个人情怀，也不同于现代人理解的娱乐或健身活动。远古人们爱好登高，这和他们的天神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古人普遍认为天地一开始是相通的，人与神可以互相来往。这个观念直到近代还广为流传。龚自珍《定庵续集》卷二《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古人认为天地相通是有一定途径的，而这个途径只能是自然物：一是高山，一是大树。以高山为天梯，见于《山海经》记载的就有昆仑、肇山、登葆山、灵山等，其中最着名者自然是昆仑山，因此昆仑山在上古神话中具有重要地位。以树为天梯，则不多，只有《山海经·海内南经》及《淮南子·地形训》所记之建木。《山海经·海内南经》谓“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璎，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晋郭璞为《山海经·海外南经》注云：“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由此可见，为通天升仙而登高应该是先民的重要习俗或原始信仰。
虽然形成后世重阳节的诸多习俗在上古就已存在，但这不等同于重阳节很早就成形。正如下雨一样，即使云中水汽达到超饱和状态，如果缺乏凝结核的话，也是不会下雨的。因此，这些习俗因子要成为重阳节的习俗，就需要一个凝结核——“重阳”概念的形成和具体日期的确立。在这一点上，先秦楚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仅首先创立了“重阳”这一概念，而且大体上确定了“重阳”的日期。而这一切又是和楚人追求登天拜谒先祖祝融的习俗紧密相关。
重阳典故和佳话
典故和佳话是指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的词语。重阳典故和佳话中最有名的是“孟嘉落帽”和“滕王阁重阳盛会”。
孟嘉落帽”说的是晋朝永和年间，陶渊明外祖父孟嘉在征西大将军桓温幕下任职。一年重阳节，桓温召集幕僚游览龙山并在山上宴饮，由于孟嘉酒醉并为山中景致所吸引，竟然不知头上的帽子被风吹落。由于古人视帽子为头颅，孟嘉落帽惊动了所有宾客。为了大家高兴，桓温示意大家不要告诉孟嘉，并趁孟嘉去厕所的时候，让人把他的帽子拾起，并让在座的着名文人孙胜写文章嘲讽孟嘉。不过孟嘉人醉心不醉，回来后提笔写了一篇文章回敬孙胜，结果在座的人纷纷叫好。此事经陶渊明记载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后，从此传为美谈，“孟嘉落帽”遂成为历代文人重阳登高最喜用的典故之一。如李白《九日》诗：“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辛弃疾《念奴娇·重九席上》词：“龙山何在？记当年高会，重阳佳节，谁与老兵共一笑？落帽参军华发”。
而“滕王阁重阳盛会”更是文坛一段佳话，说的是唐上元二年（675年）九月九日洪州滕王阁重修落成，洪州阎都督在此大宴宾客，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去交趾（今越南河内）省父的途中，赶上了这场盛会并忝列末席。席间阎都督提议大家为高会和滕王阁题辞，以助酒兴。当地文人墨客知道阎都督的用意是拟由其婿撰写阁序，因此纷纷推托。结果不知内情的王勃欣然受命，这使得阎都督非常不高兴并怒起更衣，同时嘱人及时禀报。当有人报知王勃写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都督按耐不住、脱口而出：“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起身把王勃迎为贵宾，王勃也因《滕王阁序》和《滕王阁诗》既成就了自己的功名，也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佳话。
现代重阳节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农耕文化产物的重阳节已逐渐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它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面临着诸多危机。今天，重阳节作为一个传统节日虽然仍旧存在，但其核心的习俗已经很少能见到。今天的人们很少为驱邪祈寿去“插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或者说自己酿酒；即使大家很喜欢的登高活动，也已经不再是重阳节的专有名号。因此重阳节在现代社会中不断被弱化和边缘化是必然的。
但重阳节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节日，无疑是我们民族的一份重要历史遗产，其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价值仍然值得世人的尊重。由于九九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故此有长久长寿的含义。重阳节在长期的发展中，祈寿主题逐渐和中国传统孝道伦理相融合，发展出了敬老爱老的重阳节新主题，而这无疑增加了重阳节的节日寓意，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我国壮族仍把为老人祈寿祝寿看作是重阳节最重要的内容，并且称重阳节为“祝寿节”。重阳节的这一内涵为我们所重视和发扬。1989年我国将重阳节定为“老人节”，这既延续了重阳节尊老敬老的习俗，又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为重阳节注入了许多新的实质内容。老人节的设立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道德和新的社会风尚的形成，成为我国老龄工作的一个媒介，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6年重阳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重阳节的认识。随着一些保护措施的实施，我们相信，古老的重阳节必然会为我们和谐社会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其自身也会以新的民俗形式继续流传下去。
重阳文学和艺术
重阳节还出现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借以抒怀的重要对象。
重阳诗词从汉代就有，到了唐宋达到高潮。据统计，在先秦汉魏南北朝中有九日重阳诗25首，唐代节日诗中重阳诗最多，有360多首，排在第一位。
陶渊明、王维、杜牧、李白、杜甫、孟浩然、王勃、卢照邻、王安石、苏轼、李清照、关汉卿等都创作了大量的重阳诗（词、曲），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学艺术宝库。
其中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李白的《九月十日即事》（“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为人们千古传唱。
而毛泽东的《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一改自古重阳诗词多凄凉寂寞之慨的传统，以一种与天竞老的浪漫主义精神，开创了重阳诗意的新境界。
除了精英之作（包括小说戏剧、书法、画作）之外，民间也有大量关于重阳节的歌谣、民谚、楹联、雕刻、年画等艺术形式存在。
重阳节风俗概况
作为一个传统节日，重阳节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代表性节日习俗，如“佩插茱萸”、“食蓬饵”（菊花糕以及后来的重阳糕）、“饮菊花酒”和“登高啸咏”、“群聚宴饮”等习俗。
佩插茱萸
佩插茱萸是重阳节的一个标志性习俗。茱萸属于双子叶植物纲蔷薇亚纲，有多个种类，与重阳节有关的茱萸主要指的是吴茱萸，古名越椒。吴茱萸的特点一是花房艳丽，给人以很强的视觉上的美感；二是香味浓烈，是很好的提神植物；三是吴茱萸的药用价值，中国传统医药认为它有治寒驱毒的功效。吴茱萸原名萸，因为原产在先秦吴国，所以叫吴萸。后来为什么又称为“茱萸”呢？据说这里有一个传说。相传春秋时期，弱小的吴国每年须向强邻楚国进贡，其中有一年派出使者将本国特产“吴萸”作为药材献给楚王，无知的楚王不识吴萸为何物，反认为是吴国在戏弄他，于是大发雷霆，不容辩解便将吴国使者赶出宫去。楚王身边有位朱姓大夫，因与吴国使者素为相好，忙将其接回家中并问其缘故。吴国使者说，吴萸乃吴国上等药材，有温中止痛、降逆止吐之功，善治胃寒腹痛、吐泻不止等症，因素闻楚王有胃寒腹痛的痼疾，故而献之。朱大夫听罢遂将吴萸精心保管起来。次年，楚王受寒旧病复发，腹痛如刀绞，群医束手无策。朱大夫见时机已到，急忙将吴萸煎熬，献给楚王服下，片刻止痛，楚王大喜，重赏朱大夫并询问这是什么药？朱大夫便将去年吴国使者献药之事叙述。楚王听后，非常懊悔，一面派人携带礼品向吴王道歉，一面命人广植吴萸。几年后，楚国瘟疫流行，腹痛的病人遍布各地，全靠吴萸挽救了成千上万百姓的性命。楚国百姓为感谢朱大夫的救命之恩，便把吴萸改称吴朱萸。后世医学家又将之正名为吴茱萸并一直沿用至今。这虽然是个传说，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如果结合《离骚》诗句“椒专佞以慢韬兮，榝又欲充夫佩帏”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早在先秦楚国，人们就已经对茱萸的药用价值和装饰价值很是了解了，只不过囿于认识能力有限，人们将其药用功能神秘化，把茱萸看作是避邪除魔的神物而用作装饰物或随身佩戴。茱萸和重阳节发生联系的过程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插茱萸、佩茱萸囊、食茱萸作为重阳节的重要风俗到西汉时即已出现，如《西京杂记》曾记载贾佩兰“佩茱萸”，唐代沈佺期《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得长字》诗云：“魏文颂菊蕊，汉武赐萸囊。……年年重九庆，月月奉天长”，说明唐代之前佩插茱萸的习俗已然之风。到了唐代，佩插茱萸的习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盛行情况在唐代诗歌中有着充分体现。由于茱萸在重阳节中具有重要地位，重阳节遂也称为茱萸节、登高会称为茱萸会等。宋元以后，人们更为祈求长生与延寿，因此“延寿客”(菊花酒)在重阳节习俗中的地位逐渐超过“辟邪翁”(茱萸) ，佩插茱萸的习俗遂逐渐稀见，至民国时则基本衰退。
饮重阳酒、菊花酒
重阳节很早就有喝菊花酒的习俗，但其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一说是起于上古，由杜康创造，另一说是起于汉初，源自宫廷。但不论何种说法，将菊花和酒紧密联系，并赋予文化内涵、影响深远的是晋代陶渊明。陶渊明一生酷爱菊花和酒，他在《九日闲居》诗序中写到：“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魏晋之后唐代也盛行饮菊花酒。权德舆《嘉兴九日寄丹阳亲故》诗云：“草露荷衣冷，山风菊酒香”。历代文人雅士喜好菊花酒，这一方面和菊花酒的健身功益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士大夫对菊花人文风格的大力推崇有着紧密联系。
当然茱萸和菊花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茱萸也可以吃，菊花也可以插。如《梦梁录》云：“今世之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姑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而杜牧在《九日齐山登高》诗：“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可见除了饮菊花酒之外还有簪菊花的习俗，而茱萸除了可以插在头上之外还可以吃，也可以佩带于臂或用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等。这种习俗后来发展成各种变俗，如重阳节在门窗上挂菊花枝叶或贴剪纸，或者把彩缯剪成茱萸、菊花形状来相赠佩带等。
登高啸咏、群聚宴饮
登高是重阳节的典型习俗，无论是驱邪祈寿还是宴饮狂欢，古人过重阳节一般都将其和登高这一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登高是一项古老的活动，它首要的是和先民的狩猎、采集等活动有关，后来慢慢地与人类关于祭祀、山神崇拜、登高避祸、登高升仙等认识或活动发生联系，从而赋予登高一种特殊含义。
重阳骑射、重阳竞射
先秦九月举行大规模田猎和军事操练的习俗，在汉代以后也得到流传。据《南齐书》记载，南朝宋武帝刘裕规定九月九日为骑马射箭、检阅军队的日期——而这可能就是后世“沙场秋点兵”的起源。[12]而后世流行的重阳糕相传就是当年发给士兵干粮的遗制。到了唐代，“重阳骑射”发展成“重阳竞射”，成为唐宋时期一项重要的重阳节竞技习俗，据说当时的王公贵族都乐此不疲。
重阳食糕
重阳食糕不是重阳节的代表性习俗，但在重阳节的发展历史上还是有其一定地位。糕是一种食品形式，主要是由稻米粉或粟米粉蒸成，是待客与祭祀的佳品。重阳节的起源和九月祭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重阳食糕也就自然形成。古代称糕为饵，无论是糕还是饵，古人都赋予其吉祥的含义，一是避邪，《西京杂记》说：“食蓬饵以祓妖邪”；二是“糕”“高”同音，古人以此寓意吉祥，有的还在糕上装点小鹿、狮子等图案，放上枣、栗等食物或者插上棋子表示各种良好的寓意。
重阳杂俗
由于我国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历史上，我国不同地方还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非代表性的一些重阳节俗，也可以称之为重阳杂俗。如江南人有在重阳日让妇女休息的习俗。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宁，食花糕。”北京《大兴县志》则有：“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宁，亦曰女儿节。”可见明清时北京已有重阳日是“女儿节”的说法。而相反的是，在山东滕县一带又忌讳出嫁不满三年的女儿重阳节回家，浙江绍兴一带也忌讳重阳走访。另外陕北习俗是在晚上过重阳节；福建莆仙在重阳节要蒸九层的重阳米果；河北武强“重阳蒸花糕，祭天地”；浙江桐卢县九月九日备猪羊以祖，称为秋祭，同时也在重阳节绑粽子，互相馈赠，称为重阳粽；广东省临高县民重阳节早起齐声高喊“赶山猫”，以此为安和富利之吉兆；广西隆安县九月九日放任牛羊自行觅食，俗语说：“九月九，牛羊各自守”；四川南溪县读书人举办“岑公会”；等等，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