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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横跨20年的故事。
20年前的1992年，北京三里屯小学摄影团到贵州六盘水采风，他们用镜头拍摄到了这里的一群孩子，在低矮的茅草房里上课，以砖头为桌、以大地为椅，这些真实记录着当时六盘水孩子教育状况的珍贵照片，后来被带回北京办了一个摄影展，并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北京孩子参与了“捐出一根冰棍钱”的活动，募捐了十几万元建起了贵州的第二所希望小学——清塘希望小学，并影响了后来贵州整个希望工程的开展。
时隔二十年后，今年暑假，三里屯小学的小记者团再次前往六盘水，又一次把镜头对准了这里的孩子，也让这个从爱心与梦想开始的故事得以延续。
和希望有关的故事
我特别相信图存记忆这句话，二十年的情节全在这些孩子的脚下。
这张图说明的是我们1992年小记者走进贵州的那种情景，在泥泞的山路上有一群这样的孩子。
——刘建昌（北京三里屯小学摄影老师）
刘建昌是北京三里屯小学的摄影老师，从1992年来到三里屯小学，他已经在这所以摄影为特色的小学里教授摄影课二十年了，这组照片是他二十年前学生们的摄影作业。
刘建昌 ：我们虽然摄影，摄影只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形式，但是真正的身份就是小记者。
1992年，北京三里屯小学摄影团的十名小记者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贵州六盘水地区采风。回到北京后，这些孩子拍的摄影作品在展览中感动了很多人。朝阳区教委发出“每人节约一根冰棍钱，捐建一所希望小学”的号召，很快就募集到了18万元，第二年在贵州六盘水建成了清塘希望小学。
何汀：那会儿你是真的体验了去那里然后把那里照片，那里同学想要学习的心声带回来，那可能我们周围的人才会知道，世界上还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的，虽然都在中国，还有这么穷，大家这么贫穷的地方，但是孩子们又如此渴望上学的一个地方，一个小村子，在很遥远地方的存在。
尽管去之前就知道这里很穷，但是当地的现实状况还是让北京的孩子们极为震惊。照片最前面的是当年摄影团的团长何汀，当时她已经十二岁了，是摄影团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如今，何汀在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虽然对当年的很多事情记忆模糊，但是对那里的贫穷状况却印象深刻。
何汀：这是一间屋子，但是漏风漏雨，你说它是教室但是没有桌椅板凳，黑板也是那种泥的，就是完全跟，不能说跟我们现在比，完全当时是你不告诉我这是间教室，我不会认为这是一间拿来使的房子。
刘建昌：可以从画面上看，这个女孩的裤子可以说露着屁股，脚下穿着拖鞋，完全一幅就是说，可以说是比原始人的感觉好不了多。从他们的眼睛上看到一种渴望知识、渴望读书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些孩子当时我们看到也是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些孩子的心。
当年北京小记者：我拍下了一边放马一边读书的孩子。拍下了趴在椅子上，背着妹妹写作业的女孩子……
当年北京小记者：让更多的人了解希望工程的含义……
当年北京小记者：回北京告诉我的小伙伴们。
到贵州六盘水原本只是三里屯小学摄影团的一次例行采风，他们只是准备了一些文具、衣物之类的小礼物。然而随着采风的深入，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些小礼物并不能给当地的孩子带来多大改变。
这个孩子叫杨应明，当时他已经以他们乡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学，但是没有学费，他自己在筹学费，上山挖草药，在挖草药的过程当中，他知道北京来了一群小记者。
在红光小学参观时，摄影团遇到了专门来求助的杨应明。由于家境贫寒，几次辍学的杨应明这年以长林片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初中，但却由于没钱面临再次辍学，这一年他已经二十岁了。
陈凌华 原六盘水市共青团委书记：他一看见北京的孩子们，见到大家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想上学，我想读书。
时任贵州六盘水市团委书记的陈凌华也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幕。
陈凌华 原六盘水市共青团委书记：大家有些小孩口袋里面有一毛钱，两毛钱都捐出来，大家捐了，捐的钱捐给他，我不知道这个珍贵的镜头有没有，但是当时的确非常感人，就捐了他钱，让他继续读书不要辍学。
杨应明：是的，这是当时他们为我捐款，这些都是北京来的学生，我把我的困难告诉他们，他们不约而同奉献了自己的爱心。
在刘建昌老师当年的日记本里，记下了三里屯小学摄影团的师生们给杨应明捐了86块钱，解决了他初中第一学期的学费。
作为当时朝阳区少工委办公室负责人的徐敏琳二十年前和摄影团一起前往贵州六盘水。她说，1992年希望工程才起步，三里屯小学摄影团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在当地修建一所希望小学。
徐敏琳 原北京市朝阳区少工委办公室负责人：回来以后就是越看这些照片吧，越觉得需要帮助，他们需要帮助。
当时我们就决定说把这个展览作为全区的一个巡回展览，就到朝阳区各个学校去展，当时这么一展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随着三里屯小学摄影团贵州六盘水的采风摄影作品的展出，在北京朝阳区的学校发起了“每人节约一根冰棍钱，捐建一所希望小学”的号召，短短的一周时间就募集到了十八万元。第二年就建起了贵州第二所希望小学，清塘希望小学。
广播者：二十年后三里屯小学摄影团走进清塘希望小学，重走当年大哥哥大姐姐走过的路程。
三里屯小学学生：画面上几个走在泥泞山路上的学生就是我们学校当年来到六盘水采访的小记者，走在最前面的学生叫做何汀，当时12岁。
二十年后，何汀才第一次见到了由他们发起捐建的清塘希望小学照片。二十年间何汀和摄影团其他团员一样，基本沿着初中、高中、大学、出国、工作的路径生活着，也没人再回到过六盘水。
2012年暑假，刘建昌老师和三里屯小学的23名学生一起再次来到了贵州六盘水。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当年捐建的清塘希望小学。
刘建昌：我们捐助的学校，我们有回访的愿望，目的就是让我们现在的孩子不忘过去的苦，知道现在的幸福。因为希望小学已经变成了留守儿童的校园。
白岩松：在今年暑假再赴六盘水后，北京三里屯小学做出一个决定，邀请5个六盘水的孩子来北京，让他们和北京孩子一起上课，而且还住进了北京孩子的家里。谈及为何萌生这样的想法，20年前后两度前往六盘水的三里屯小学摄影老师刘建昌说，20年后的六盘水之行让他发现，当地的变化并非如他想象中那么大，虽然当年捐建的清塘希望小学后来又新建了综合楼，老师变多了，孩子们也吃上了营养午餐，但在北京的师生们看来，这里的贫困和落后依然令人震撼。老师们在想，除了为六盘水的孩子送去物资，他们还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相比起单纯物质上的帮助，带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界，给他们一个梦想，种下一粒种子，是否更加重要呢？
词汇链接：“贫困”怎么说？
贫困：poverty
9月8号上午，三里屯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五名他们在贵州时就认识的小伙伴，同来的还有清塘希望小学的王老师和卢校长。
贵州的孩子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从这一天起，他们将要在北京度过两周的“游学”生活。
这天是星期六，三里屯小学把贵州来的客人安排在学生宿舍。尽管之前在火车上站了19个小时，但贵州的孩子面对新鲜的一切，显得忘记了疲劳。
北京市三里屯小学大队辅导员 侯海涛：他们一段时间是在学校住宿，住宿的条件就是大家跟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一样，吃同样的饭，住同样的宿舍，就像集体宿舍一样，没有说安排宾馆怎么样。到学生家里我们也跟家长沟通，不要给这些学生一定买什么好东西，一定带他们吃什么好吃的，就是普通的生活。
杨织：(你喜欢吃饺子吗？)喜欢。
王仁杰：(你喜欢吃什么？)吃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吃饱。
五个贵州孩子都是第一次走出大山，但三里屯小学的老师们，却并不打算给他们格外好的“招待”。来北京毕竟只是短短两周，不能让他们回到贵州后，产生太大的心理落差。
北京市三里屯小学摄影老师 刘建昌：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本性吧，老怕这些孩子吃亏，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带他走这里、看那里，吃最好的东西，往往这种东西就是一种负面影响，是一种坏事。一定要从文化上，知识上去提高他们，这回来我也强调，我说所有的孩子他们不是来乞讨的，不能让他们大包小包的背回去很多东西，我们给的是精神的东西。
9月10日，星期一，一周的生活开始了。5个贵州孩子分别来自清塘希望小学的三四五六年级，在北京，他们被编进对应的年级上课。尽管他们都是大山孩子中的佼佼者，但在北京，劣势显而易见，比如，英语。
不过，如果上的课与英语无关，贵州孩子也常常能显出优势。这天，三里屯小学的老师带着几个本校学生和5个贵州孩子，去临近的法国国际学校交流。这所学校专门招收说法语的外国孩子。在这里，英语派不上用场。这时候，贵州孩子的表现就跟北京孩子差不多了。他们玩一个叫做“照镜子”的游戏，10岁的杨兴园成为表现最出色的中国选手。
北京市三里屯小学摄影老师 刘建昌：我们现在对这些孩子的行为，可能我们不能提升到那么高，但是我们做的东西，的确是(为)将来这些孩子走出来做了一些铺垫，他们眼里有世界了，不是那种大山苗族的土地。
刘建昌老师教了27年儿童摄影，这一次，他也很想教会贵州的孩子拍照片。三里屯小学送给清塘小学两台数码相机，刘老师希望5个孩子能用镜头记录下在北京的生活。
北京市三里屯小学摄影老师 刘建昌：相机就是人的第三只眼睛，你通过第三只眼睛去记录社会，观察生活，我说这么多在我们学校里，很多孩子都可以说是无动于衷的，但山里走出的孩子基本上都抓住了要害。
来北京第一周的周末，刘老师和同事带着5个贵州孩子去北京一日游。5个第一次摸相机的山里孩子，给了刘老师不少惊喜。
9岁的杨成慧，表现尤为出色。
北京市三里屯小学摄影老师 刘建昌：因为她是最小的，我特别关注这个孩子，她那种状态永远不在状态，就总有心事重重的感觉，面部表情也不好，我说这孩子太不快乐了，但是没想到当我看到她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她心里非常阳光，非常敏锐。
贵州学生 祝惠琴：以前在课本上学的长城，居然今天能来到。今天我们没有爬到顶上，以后我好好学习，一定再爬到顶上，看看优美的风景。
贵州孩子的北京游学生活中，有一项是安排是去北京小伙伴家住三天，体验北京生活。清塘小学6年纪的王仁杰，住进了三里屯小学六年级的陆纪源家。
陆纪源给王仁杰介绍冰箱：这是冰箱，你们家有吗？
王仁杰：没有。
陆纪源：那你们家的肉，肉食都是用什么装？
王仁杰：肉食都是挂在墙梁上。
每个贵州孩子，都在自己的结对子家庭有了许多新奇体验。9岁的杨成慧第一次见到和摸到了钢琴，10岁的杨兴园跟北京小伙伴的爸爸讨论了钓鱼岛问题。
朱祥泽爸爸：看了升旗，又看了长城，知不知道钓鱼岛啊？
杨兴园：钓鱼岛？听说过，但是没去过。
祝慧琴第一次玩了芭比娃娃，而喜欢跳舞的杨织则上了人生中第一堂舞蹈课。
两周的游学很快过去，9月21日是告别的日子。
杨织：最后我要谢谢刘雨杉他们一家人对我的关心和关爱。
祝慧琴：贺晰嵘对我讲了一句话，就是十年后要见到我，这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学习的动力。
王仁杰发言，哽咽：在这两个星期里，他们带我见到了我没见过的东西，我非常地感谢三里屯小学的所有老师、所有同学们对我的关心，谢谢大家。
白岩松：两周的北京之行很快结束了，五个孩子回到了六盘水，回到他们熟悉的家乡和原来的生活轨迹中。在看过都市的繁华之后，他们会给当地的小伙伴捎回些什么？他们自身是否也在经历着某种变化？由于北京游学计划将持续三年，现在清塘希望小学也把去北京的机会当做激励孩子们上进的一种方式。从20年前的“我要上学”到今天的“我要去北京”，大山里孩子的梦在变化着。
这是他们熟悉的家乡，熟悉的学校，身边围着的，是他们熟悉的伙伴。结束了两个星期的“游学”生活，回到贵州的五个孩子，生活似乎又站到了原点上，但大人们却希望，在他们心中，能有一种正在发芽，甚至可以传递的萌动。
卢校长：我们这些孩子和老师一行7人能够到北京成行，能够到三里屯小学学习，那么这个很好的梦，就让他们把这梦不要破灭，把北京看作是一个梦向往的地方，让他们好好学习，将来真正地能够到北京去，这才是他们最好的梦。
对于能去北京的5个孩子来说，这两周的时间无疑是人生中的一次珍贵旅程，但对于其他的孩子们来说，恐怕就是一次从未体验过的失落。
记者：为什么最后没选你？
女同学：因为我爸爸说要让我和我哥哥出去读书，所以老师就不让我去了。
记者：你想去吗？
女同学：想去。
记者：你觉得北京好不好？
女同学：好。
记者：北京哪儿好？
女同学：天安门和长城，还有故宫
熊晶莹，是一个苗族的小姑娘，在五年级里，她是班长，成绩也是班里第一名，但因为家里表露出想带她外出读书的念头，学校各方面考虑下，最终没有让她去北京。
杨聃：我孩子是班上最优秀的，为什么没选我孩子去，就打电话质问我们，我们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就说如果你孩子这个学期，以后在这个地方读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有机会带她去。
刚刚十岁的小姑娘，对于悲伤总是会很快地遗忘，但在她凝望来自北京的这些照片时，眼中流露出的渴望，却让看过的人无法去轻易地遗忘。
天安门反正是一栋房子，然后前面有毛主席的相片，还有几个字，还有那个升国旗，天安门广场。
然后，天安门广场的后面是英雄纪念碑。
校长：怕孩子们从不同的物质条件当中回来，会有不同的心理落差，最担心的就他们不平衡了，因为他们毕竟深入到(北京)家庭，到学校那好的优质的教育环境里面，怕他们回来不适应
回到家乡，卢校长最担心的，显然不是这些没有去过北京的孩子，相反，5个被羡慕目光所簇拥的孩子，他们的心理活动，才是更让卢校长牵挂的。
卢校长：同学不是带我们去吃大餐吗，吃我们没有吃过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回来，今天我们吃方便面，我们就要平和了，不能再想像我们和北京的小朋友一起吃，去肯德基，那就不行了，我们回到我们的家，那么我们就根据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只有发奋地学习，努力地学习，我们才能有这个梦想，这个梦想才能够会实现
这个铅笔是北京三里屯小学的同学给我的，我在这儿分给大家，一人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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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校长：他们把在那儿老师拿来的东西，送给他们的东西，铅笔小玩具这些都拿来和同学分享了，然后给同学介绍他们在那如何学习，怎么样生活，然后他们怎么样想念我们这的老师和同学，这我觉得相对是成功了。这个活动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好就要把它最好的地方留下，好的就学那地方好的人文环境，好的行为习惯，好的教育资源，享受那好的教育资源，但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平衡，让学生失去平衡那就失败了
卢校长说，这一趟北京之行，是给孩子们一个梦，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去实现这个梦想，但对老师们来说，兴奋之后，心里的失落其实远比孩子们要多。
卢校长：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地域环境、教育资源的投入，还有这些学生的分享教育资源不公平，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如果这些孩子他都能够公平地享受教育资源的话，我觉得哪儿的孩子都一样聪明，就不会分山里孩子和城里孩子
卢校长算了一笔账，全校131名学生，学校每年可支配金额差不多6万左右，除去孩子们营养午餐的配套成本，维持正常的教学所需已经非常勉强。老师的培训，硬件设施的添置，都是有心无力。在卢校长的记忆里，整个乡，读书毕业后进入城市工作的人，甚至没能超过40个。
卢校长：这孩子的聪明程度，适应新事物的这种，是每一年都在变化，很快，只是因为学校环境和学校办学条件的影响，不能满足不能跟上这些孩子，所以也制约了他们思维的发展。他虽然去读了某个学校，专业学校以后，出来找工作屡次碰壁，他就回来了，为什么会屡次碰壁，就因为在学习的时候，他的社会经验就比较少，因为他就有学校和家两处，再加上他的教育不系统，像我们这专业教师没有，专业老师缺乏，那么他这些教育就缺乏，那么学生在适应和生存的能力就比较少。
从北京回来的第一天学校生活，就在孩子们的兴奋中结束了，王仁杰和正在上三年级的弟弟王仁府，要在这样泥泞的村路上走差不多40分钟才能回到家中。
记者：喜欢吗？王仁府？
弟弟：喜欢。
记者：哥哥什么时候送你的？
弟弟：昨天。
分别两周，对于俩兄弟来说都是新鲜的体验，俩人从小吃住都在一起，虽然只是堂兄弟，但不比亲兄弟感情差。
记者：哥哥回来给你讲，讲什么特好玩的事情了？
王仁府：没有。
记者：为什么没给弟弟讲？
王仁杰：因为，我怕刺激他。
王仁府的父母长年在外打工，王仁杰的父母，也是因为知道儿子要去北京，特意从外地赶回来，平日里，照顾孩子生活和督促他们学习的重任，只能交给已经85岁高龄的奶奶。
卢校长：这些孩子容易生气，容易固执、孤僻。
杨聃：有些他会有怨言，就觉得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不管自己，为了挣钱不管他们。
卢校长：父母既然出去打工，吃的穿的这些不是很困难，应该这样讲，但他最难的就是这个精神层面的关心比较少，因为毕竟离开父母，有的孩子是一两年见不到父母。
国庆假期之后，王仁杰的父母又要准备出门去打工，但在走之前，他们还要收完家里的玉米和土豆，没能在外赚到钱时，从地里刨出的两三千元，就是一家人仅有的经济来源。
白岩松：如今，20年前照片中的孩子都已成年。这些年陆续受益于希望工程的孩子们，后来拥有了怎样的人生？在这次六盘水之行中，我们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一些曾经从希望小学走出的毕业生，其中一位叫杨应明，他曾辍学两次，后来因希望工程和好心人的资助，最后完成了初中学业。之后，他做过代课老师，又在国家政策调整的背景下被清退，现在以务农为生；还有一位是21岁的代课教师王琴艳，她在当地读完了职业学校后，去广东、江苏的大城市打工，但最后还是因为知识水平、家庭现实等各种原因后来又无奈从城市回到家乡，务农之余到小学做个临时的带班老师。
杨应明：我都没有想到你们今天有这种照片，当时我没有发现他们拿照相机把这个照片照了，我看见这个照片非常想见他们，但是现在自己梦想已经落空了，非常地害羞，非常地内疚。
记者：辅导多少个人？
杨应明：人数是不一定的，如果抽空时间来多少，来一个我也要辅导你，两个我也辅导你。
在杨应明的家里，有一块自制黑板，如果附近的孩子有不懂得问题，就会跑来向他请教。现在还不到放学时间，空空的屋里，一个孩子也没有，杨应明就在黑板上抄些古诗，这是他13年代课生涯的最后一点印记。
20年前，已经两次辍学的杨应明从北京孩子们手中接过80元钱，用这笔钱重新回到学校。念完了初中，由于父亲去世，家里负担加重，他没能上高中，而是去了附近的煤矿打工。
杨应明：挖了两年煤炭，我们地方是边远山村缺乏教师，辽原小学每次调教师都调不来，因为太偏远了，后来我就加入代课。实际我是想帮自己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能够转正，能够像公办教师一样。
1998年，杨应明从矿上回到老家，成为当地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在讲台上一站就是13年。他从来没有去过省会贵阳，甚至连六盘水市都很少去。他不知道，这13年里，大大小小的路修进了山村，一些村庄整体搬迁了，一些工厂建起来了，一些人出外打工把孩子也带走了。现实和梦想的差距，似乎越来越远了。
杨应明：就像城市街道上一样，要像他们能够在，住的房子能够粉刷得非常漂漂亮亮，当然在这里也可以，但是要有出路，要能够有知识，我的生活应该比没有读过书的人还好，因为和我们同年龄的没有读过书的人，至今媳妇都还没找到一个。
坚信“知识改变命运”的杨应明，却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2011年，辽源小学也被撤并了。由于学历太低，杨应明没能转成公办教师，被清退回家了。
记者：在这待了多少年？
杨应明：这待了13年了
杨应明：现在危房，全都开裂了，现在都没有学生，和我的生活真是太相似了。
贵州六盘水发戛慕贞希望小学临时教师 王琴艳：就是基本上来说(儿子)都会比较乖，有时候会调皮了，然后就把他放到铁门这些地方玩，他自己会到那边去抓沙子。
21岁的王琴艳刚刚成为发戛小学一名编制外的临时老师，她要照顾学前班的小孩子们，还负责低年级的英语、语文和音乐课。王琴艳同样是贵州一所希望小学的毕业生，因为家里贫困，她只好放弃报考高中，上了一所职业学校，还没毕业，就被老师领着去了东莞打工。
王琴艳：也想过就是说像人家那种生活，高楼大厦，然后想像过自己很好很好那种前途那种生活，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真的理想跟现实真的是差得蛮远。
王琴艳在东莞只干了半年，就因为不满18岁而被厂里清退了，后来又去了江苏打工，在那里她结婚、生子，跟着丈夫回了贵州老家。短暂的城市生活，给王琴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贵州六盘水发戛慕贞希望小学临时教师 王琴艳：我觉得就是地方太落后，所以思想跟着落后。因为那些城市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就是有文化的人也多，就是会有新的思维，所以会创新，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是说不好，空气比城市里新鲜，但是这样子发展下去的话，我想以后孩子们真的是会过得很艰难。
在流水线上打工，一个月能挣1500元，但有了孩子，这些钱就不够在城里生活了；回到老家后，王琴艳也试着在市里找工作，却都因学历低、没经验而被拒之门外。
贵州六盘水发戛慕贞希望小学临时教师 王琴艳：在六盘水这块然后没有找到合适工作，要么就是服务员，要么就是给人家刷盘子，如果当时我读书(高中)是可以免费的话，那我现在可能不在这里，也许真的是这样。
在贵州山区的学校里，大部分孩子都像王琴艳这样，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就因为各种原因中断了学业。因为自己的经历，王琴艳对学生们的未来有些担心，她希望能在这些孩子初中毕业、离开家乡前，尽可能帮他们认清现实。
王琴艳：那些地方是比较繁华，然后就是有知识人也比较多，所以我就想其实我们家乡其实真的蛮落后的，我就觉得我们乡村的孩子真的懂得太少了\如果自己的知识都没有学好的话，那你到外面去还是那样的做苦工，还是你没文化，反正你出去都是一条路反正就是苦，就跟在家里没什么两样
王琴艳的家就在学校后面，房子是国家“新农村建设”拨款，加上借来的钱盖的，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这里和她曾经生活过的南方城市差距实在太大，王琴艳有些不甘心，但又无能为力。
王琴艳：然后如果说一直这样子下去的话，我想一辈子可能就停留在这个地方，永远不会前进，如果现在说有个人对我说你回来上学吧，然后我们免费给你读的，如果真的有这种机会的话，我真的会去好好努力去学。
贵州六盘水清塘希望小学 校长 卢晓宇：这个不单是知识解决的，还是社会大环境要影响，他虽然去读了某个学校，专业学校以后，出来找工作屡次碰壁，他就回来了，为什么会屡次碰壁，就因为在学习的时候，他的社会经验就比较少，\那么从学校里出来，肯定工作受到压力，或者碰壁他还得回到原点。
现在，杨应明靠务农为生，一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两个儿子都在上小学。杨应明希望他们能一直读到高中，甚至更高，但这份希望有多大把握，他自己也没有信心。
记者：就没有想过让孩子摆脱这种生活吗？
杨应明：想是想过，但不能实现。如果我的家庭又是这样支持不开，他也许可能走我所走的路。
王琴艳：如果我把我儿子带出去的话，在外面其实两个人出去以现在的生活水平一样地供不起，所以我想就留在家里面，然后再带着这些孩子们一起就是，凭着我的耐心教吧，就是想把他们教好一点就这样子。
解说：下午3点半，大部分学校开始放学了。孩子们需要在山路上步行一两个小时，才能到家。杨应明在黑板前等着，希望有孩子前来提问；而王琴艳，则要为明天的课程做准备。他们还要继续在六盘水的生活，并把希望传递下去。
贵州六盘水清塘希望小学 校长 卢晓宇：再发展十年，(城乡)落差那肯定大，其实我们农村变，房子变了，衣服变了，和二十年以前，但是心还没变，心还和原来一样，比较守旧，永远守在大山里面，他们就思想的开阔和视野的开阔都没有，应该在得到上面的更多的支助和关怀，让这些孩子有机会享受我们城里面享受的教育资源，更加希望这些孩子在二十年以后真的能够走出大山，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是回来建设家乡，不是回来回归到原始的二十年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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