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由光绪皇帝领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亡主张的感召下，光绪帝接受并支持维新派的变法主张，颁布了《定国是诏》，宣布实行变法，把维新变法运动推向高潮。光绪帝支持变法与维新派的主张有何不同？光绪帝是不是维新派的皇帝？
首先，光绪帝支持维新派的某些改革是出于两个动机。第一，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陷入财政空虚、军事削弱、民族危机的困境。为避免作亡国之君，他需要整顿内政，巩固统治。第二，帝党与后党存在矛盾。后党以慈禧太后为首，主要是政府机构中支持和拥戴西太后的顽固派、洋务派；帝党以光绪帝为中心，奉翁同龢为首领，是支持和拥戴光绪帝的人。帝后之间的斗争，核心是权力问题，但也反映出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前途所抱的不同态度，具有新旧之争的性质。维新运动开展后，光绪帝一方面从思想上同情维新变法；一方面也想借机夺回被西太后霸占的权力。所以，只要维新派的改革符合这两个目的，他便予以采纳。但是，当维新派的主张危及封建统治的君权时，他则予以拒绝或不愿作实质性的“变通”。
其次，光绪帝与维新派的变法宗旨有根本的区别。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他们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而光绪帝的新政宗旨在《定国是诏》中已昭示无遗：“以贤义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可见仍然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体系。
再次，维新派主张变法的核心内容光绪帝没有采纳。第一，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诏书虽然采纳了维新派提出的官民上书言事、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学习西方，改革教育制度等内容，对旧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根本没有涉及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在康有为从要求开国会、设议院倒退到设制度局、议行典议的建议时，光绪帝也未予采纳，况且制度局还只是作为皇帝的咨询机关而已。以后，康有为向君权进一步妥协，建议建立一个临时的议政机构，造天下英才，“共议制度”。光绪帝为了加强与后党斗争的力量，才“决意开懋勤殿”“共议制度”，但仅是表示而已。第二，康有为为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主张裁撤厘金。光绪帝认为“厘金一事”，“法称最善”，后来只是由于经理不得其人，遂致弊端丛生，现在正值财政拮据，需饷甚多，户部只能兴利除弊，开源节流，度过难关。因此，仍“不外从前创办厘金之良法”。第三，关于设立农工商总局，发展资本主义的建议，光绪帝虽于6月12日颁布了各省设立商务局的上谕，但这个上谕和康有为的建议是南辕北辙。（1）光绪帝主张“员绅”督办“商务局”，即由官僚地主掌握实权，使“商”处于“官督”之下，没有任何实权，而康有为则要求由“殷实商人”，即富商、资产阶级上层主办商务局。（2）光绪帝让各省地方官分办商务局，不受中央统管，发展和巩固地方或集团的经济势力；康有为则主张由中央统管地方的农工商局，以解除地方割据势力对发展工商业设置的障碍。第四，康有为提出的废八股、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光绪帝虽然形式上接受了，但在内容上作了实质性的“变通”。康有为主张废八股，改试策论；光绪帝则按张之洞的意见，仍保留了“四书五经”在考试中的地位，规定乡试仍用三场，即一场试历史政治，二场试时务，三场试四书五经。看起来这是个考试科目问题，实质上却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综上所述，光绪帝变法的宗旨并非是实行一种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光绪帝也不是什么维新派的皇帝。他虽然借助维新派同慈禧对抗，但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反对投降，主张抵抗侵略；接受新思想，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大开言路；敢于打破封建常规，破格用人，仍不失为一个爱国开明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