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须全读不宜选读，盼能背诵
据说，钱穆先生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
上个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写信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四书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马一浮：要读书，先定心
马一浮认为，读书贵以“定心”。当下人们读书，多以娱乐为主，故散心“浏览”，姑且求一乐矣。然而要想深入阅读，则非“定心”不可。马一浮认为，“故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
如果散心读书，纵然有一时之欢娱，亦随即遗忘，无甚效果，概其不能入心故也。只有用“定心”法，将精力聚焦于“某个问题”，方可有所收成。
“定心”读书除了高效“聚焦”的作用外，还兼有“敬”的态度。对“书”持一种“敬”的态度，方可定心并涵泳其中，最终求得“悟”解。当然，马一浮的对书之“敬”是有所指的，即对经典著作存敬畏之心，且以“定心”读之。倘若是那种“娱乐成灾”的快餐书乃至垃圾书，则大可不必以“定心”去读，亦用不着“敬”了。
顾颉刚：质疑法
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27年2月为厦门青年作过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怎样读书》。他在演讲中说：
“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识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管我们的思想。所以读书的时候，要随处生疑。换句话说，就是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以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想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这样的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培养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一门学问自然就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
读书要敢于质疑、善于质疑，这是顾先生的一贯主张。顾颉刚说，读书须疑，就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
冯友兰：读书四法
冯友兰先生的读书方法，归纳起来是四字：精、解、知、明。
精，即“精其选”。读书须有选择，否则在茫茫书海中会迷失方向。可以把书分为要精读的书、可以泛读的书、只供翻阅的书三大类。究竟哪些书值得精读？这要根据自己的专业来选定。一旦选定的书，就要认真地、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解，即“解其言”。读书，尤其是读古书，首先必须弄懂它的文字，因为文字是书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古今之别。中国的古书是用古文写的，不同时代的古文又各有差别。如果不攻破这道语言文字关，就看不见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光站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怎么行呢？
知，即“知其意”。读书不能只注意字面上的意思，死读书，而必须注意字里行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
明，即“明其理”。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为前人的意所误。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才算是把书读活了。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因为意只是写书人主观的认识，而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观真理，所以读书时要注意用客观真理的标准来检验。
胡适：第一要精，第二要博
胡适曾在《读书》中直言：“读书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在胡适看来，一个人要有大学问必须“精博双修”，只精不博会一叶障目，而只博不精则好似“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胡适还有读书三好。一是夜读。夜读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此时正合读书：宁静闲逸、无人打扰、自由自在。中国古人有裸身夜读者，大概深得夜读之乐。夜里时间充裕，可安心读经典大著。夜读还别有一番情调，青灯黄卷伴一杯香茗，那是何等的爽心悦目！
二是喜在厕上、电车里读书。胡适读书不择环境，不讲条件，有书即读，他甚至将厕上和电车里的时间也充分利用起来。1914年7月17日胡适日记载：“有人赠我莎士比亚名剧《亨利第五》，全书三百八十余页，因以置衣囊中，平日不读之，惟于厕上及电车中读之，约一月而读毕，此亦利用废弃光阴之一法。”
三是连贯式读书。有人读书随意性太强，无一定计划，而胡适则强调读书的连贯性，这既包括读书时间不间断，也包括读完一书再换另一本。胡适读书自己规定：每日读书不少于6小时。他还说“读书非毕一书勿读他书”。
鲁迅：读书有六法
大文豪鲁迅非常讲究读书方法。鲁迅在博览群籍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特色的读书方法。
一是泛览，他提倡博采众家，取其所长，主张在消闲的时候，要随便翻翻。鲁迅先生说：“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这种方法可以开阔视野，拓宽思路。
二是硬看。对较难懂的必读书，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
三是专精。他提倡以“泛览”为基础，然后选择自己喜爱的一门或几门，深入地研究下去。否则，读书虽多，终究还是一事无成。
四是设问。就是拿到一本书，先大体了解一下书的内容，然后合上书，可一边散步，一边给自己提一些问题，自问自答：书上写什么？怎样写的？为什么这样写？要是自己，这个题目又该怎么写？鲁迅认为带着这些问题去细读全书，效果会更好些。
五是背书。鲁迅的背书方法与众不同，他制作了一张小巧精美的书签，上面写着“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10个工工整整的小楷字。他把书签夹到书里，每读一遍就盖住书签上的一个字，读了几遍后，就默诵一会儿，等把书签上的10个字盖完，也就把全书背出来了。
六是剪报。鲁迅十分重视运用“剪报”这一方法来积累资料。他的剪报册贴得很整齐，分类也很严格，每页上都有他简要的亲笔批注。鲁迅曾利用这些剪报写了不少犀利的杂文。鲁迅曾说过：“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
钱钟书：要想记得住，就得做笔记
钱钟书的博学，归功于他的博览。他阅读书籍所写的札记，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毫不夸张，他写学术巨著《管锥编》时，所用的资料足有几麻袋。
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据杨绛先生说，钱钟书做笔记很费时间。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另外，钱钟书先生主张先博后约，由博返约。即先广泛涉猎，博览群书，然后再在此基础提炼吸收，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这种科学的学习方法不仅使他成为一代学术泰斗，也为后学者指出了正确的成功之路。
陈寅恪：读“老书”、读“原典”
陈寅恪先生将书分为三类：最低限度的读物、进一步学习的读物、深入研究的读物。三类书中他尤其强调第一类。陈寅恪认为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知识。譬如，他认为，无论一个人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乃人人必读之书。因为它们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
陈寅恪读书，注重原典和最基础的书，这可以说是他读书的一个诀窍。为什么要读“老书”？因为“老书”有“原创性”和“基础性”，而且“老书”往往是一门学科的入门书。读“老书”，推而论之，就是读原典。
陈寅恪说：“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原典）也只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读“老书”、读“原典”，这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读书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