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老师在生物课上讲“蚯蚓”
讲着讲着，一位小学生站了起来——生：请问老师，蚯蚓什么味道？师：抱歉，我没有尝过。生：我可以尝尝吗？师：当然可以！生：我尝过了，您加分吗？师：当然加分！
这位学生果真去“品尝”了蚯蚓，然后向老师和同学讲蚯蚓的味道！而且，据说这位学生后来成了一名生物学家。（这位老师培养了好几位生物学家)
如果我的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会怎样回答？
再者说，我的学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吗？
一位日本老师这样教“千克”
他发给每个小朋友一个塑料袋，到操场的沙坑里装一千克沙子——你觉得一千克多重，就装多少。然后他逐一过秤。可想而知，没有人能装得准的。
这时，老师把一千克的沙袋拿给学生看，并让他们一一掂量，尔后重新到沙坑里装。这次学生们“估量”得八九不离十了，有的居然装得正好！
老师一堂课，就是忙着“过秤”，一边称着，一边夸赞着，或者惋惜着。
我女儿是教小学英语的。她从澳大利亚考察回来后，讲了这样一个课例
上课了，一位年轻的女老师，着一身黑色的“海盗服”，一只眼睛戴着黑眼罩，手里拿着一把刀——纸做的，张牙舞爪地走进教室，大讲海盗的故事——那天，她执教的是《海盗的故事》这篇课文。
这哪里是老师，简直是一名“江洋大盗”！但她讲得绘声绘色，学生听得如痴如醉，并不时发出笑声。
别说女老师，我们男同胞敢这样做吗？
我在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小学听一位外籍教师上课，这是一位年过六旬的来自美国的女教师
那天正值西方的圣诞节。她一进门，便向小朋友打招呼，祝圣诞节快乐，边说边从提包里取出巧克力分发给每一位小朋友，听课的老师也有一份。师生边吃边对话，气氛十分融洽。有的小朋友说话声音小，她从不说“请大声讲”，而是走到学生跟前，蹲下身子，侧耳倾听。她时而大笑，高兴得像个孩子；时而双眉紧蹙，双手一摊，说声“是吗？”或者“不！”
她真的不像老师，而像李吉林老师说的“是一位长大了的儿童”。
这样的课例不胜枚举。
且不说这些课折射出来的理性光辉是什么，单就这些老师的率真、纯真，以及近乎孩子般的天真，就让我感动，让我深思，并从中窥见了自己的不足与问题。
英国一位同行的故事，更发人深省
这位英国老师调任一个差班的班主任，这些孩子都很调皮，爱捣蛋。老师第一堂课就跟他们玩，玩得天昏地暗。下课了，老师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要是把学习成绩搞上去，我就去吻校外牧场里的一头猪。”这些调皮的孩子问：“老师，这是真的吗？”老师说：“而且我要吻的是一头你们认为最大的母猪。”孩子们都希望老师去吻一头猪。
从那天起，他们的课堂纪律变好了，学习积极性变高了。即使有贪玩的，别的孩子也会提醒：“难道你不希望看到老师去吻那头肥猪吗？”半年后，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
圣诞节的前夜，孩子们对老师说：“老师，你可以去吻那头猪了吗？”老师说：“当然可以。”于是，老师带着这群孩子穿过公路，来到牧场。孩子们在猪圈里找到了一只特大特肥的猪。老师走近那头肥猪，轻轻地吻了它。孩子们在猪圈外笑得前仰后合。
这个异域故事，在一些老师听来可能觉得荒唐可笑，可能还不以为然——作为一名教师去亲吻一头猪，成何体统！我们一些老师之所以不能一下子接受它，除了风俗民情中外有别之外，可能更多的还是由于我们执着固守的教育理念。因为我们自有一套教师观。
自古以来，教师的地位虽然不高，却特别讲究尊严；收入不丰，却特别崇尚斯文。教师的举手投足总带着“人师”的味儿，半点也苟且不得。庄重圣严，凛然可畏，仿佛就是教师永恒的标准形象。
久而久之，我们似乎就有了一个放不下的“架子”。大概也正因如此，教师就端居圣坛之上，学生就匍匐在讲台之下。于是乎，我们的教育就没有了民主、平等，失去了亲近、自由，缺少了和谐、欢愉。
这些故事，如涓涓清泉流过我的心灵。我的心静了，净了。
于是，我对自己说：
少些理性，多些情趣吧！少些严肃，多些活泼吧！少些包办，多些自主吧！少些限制，多些引导吧！
放下架子，走下讲坛，把自己置于和学生平等的地位吧！
真的不要太像老师，不要太像上课。
太像那么回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