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眼：治理择校热，必须依法行政，政府部门必须有明确的职责定位，不能越权乱作为，而在该作为的方面不作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政府部门应该作为的方面是，交出教育决策权和拨款权，设立教育拨款委员会，由教育拨款委员会制定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拨款，以此彻底改革教育拨款方式，以均衡为基本原则进行义务教育拨款；设立社区教育委员会由社区委员会，参与社区教育管理、决策、监督、评价，以此把学区教育管理纳入民主决策，避免行政部门随意决策，以及权力在不受制约、监督的情况下被滥用。■
到2017年，广州将彻底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在市领导专场发布会上表示：“广州不允许通过任何手段，批条子也好，交钱也好，捐资助学也好，来达到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目的，义务教育就是就近免试入学，这是一定要做的。”
对于治理义务教育择校热，发狠话是容易的，但是，比发狠话更重要的是，要出实招。如果只有狠话，没有实招，义务教育择校热很难得到缓减，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在笔者看来，根据目前的义务教育格局，广州到2017年最多能彻底取消条子生（权力择校）、择校费赞助费（金钱择校），而且，能治理好权力择校和金钱择校已经不错了，而要取消掉购学区房择校，以及民办学校的择校，有很大的难度。
在严格实行按学区就近免试入学后，通过购买学区房以进入更好的学校，已成为择校的主要方式——从择校变为择学区，对于“学区房”热，广州也开始治理，治理的具体措施是对购买学区房的业主子女上学，进行限制，比如越秀区规定，今年4月15日之前购买的、面积30平方米以下，且是唯一居住地的由对口学校接收；而之后购买的、且不是唯一居住地，拥有30平方米以下的学位房，由区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学位。
这种限制，貌似可以治理学区房热，可是，却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这种做法涉嫌违法，是行政部门越权干涉公民的受教育权，购买房屋是居民的权利，按照《义务教育法》，只要购买房屋，拥有户籍，就应该就近入学，行政部门自行设定购房面积和年限，是自说自话。二是从目前的规定看，只涉及3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如果购买的是30平方米以上，甚至超过100平方米的呢？这只会推升面积大的学位房价格，从而也加大择校的负担。
或许政府部门想以此来“逼退”择校的家长，但是，如果学区、学校间办学质量、办学条件存在很大差距，这是很难“逼退”家长的。能逼退家长的只有义务教育均衡。也就是说，只要义务教育不均衡不变，学区房就将长期存在。政府部门在统计就近入学率时，可以无视这种择校行为（反正已经是就近入学），宣布公办义务教育零择校，但真正的义务教育均衡“秤”在老百姓心中。学区房价格，比就近入学率，更适合于做义务教育均衡的指标。
而受教育者选择民办学校，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正常行为。受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体差异，选择到民办学校求学。不正常的是民办学校择校热，民办学校择校热存在，意味着民办学校办学质量高于公办学校，公办学校的保障力度和均衡程度差。政府部门要治理的是民办学校择校热，而非民办学校择校。治理民办学校择校热，应该加大对公办学校的投入，缩小公办学校之间和公办学校与优质民办学校之间的差距，从而做到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而选择民办，不是为高的教育质量，而是为不同的办学特色。
目前，各地政府部门在治理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热时，把治理择校热和治理择校混淆起来，不但公办学校要求就近入学，就连民办学校也被纳入就近入学范畴，这是违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该法规定，民办学校有自主招生的权利，也不利于给受教育者提供差异化的教育选择。按照广州市彻底消除择校的目标，很有可能要把民办学校也全部纳入就近入学范畴，如此，这必然遭到民办学校的反对。
治理择校热，必须依法行政，政府部门必须有明确的职责定位，不能越权乱作为，而在该作为的方面不作为。目前治理择校热，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政府部门应该作为的方面是，交出教育决策权和拨款权，设立教育拨款委员会，由教育拨款委员会制定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拨款，以此彻底改革教育拨款方式，以均衡为基本原则进行义务教育拨款；设立社区教育委员会，由社区委员会参与社区教育管理、决策、监督、评价，以此把学区教育管理纳入民主决策，避免行政部门随意决策，以及权力在不受制约、监督的情况下被滥用。
必须警惕的是，就在各地实行就近免试入学过程中，权力择校（条子生）还依旧存在。广州表态要彻底消除义务教育择校，第一步的实质行动，当是公开所有公职人员的子女求学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如果这一步都做不到，这怎么给公众信心？另外，消除金钱择校，取消各种名义和择校挂钩的赞助费，要求学校办学信息公开，以及社区居民参与教育管理和监督，这同样需要进行教育和学校管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