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到目前为止的人生当中，我曾经两度思考过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痛苦，但是，除了沉思之外，别无他法。不过，就算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拥有过沉淀思考的时间，日后回想起来，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我思考此事的时候，很幸运，两次都得到了好答案。我认为这是自己人生里所得到的不计其数、各式问题的答案中最好的一个。
初次遇上小孩子为什么要上学这个问题，与其说是思索，不如说是强烈质疑。那是发生在我十岁那年的秋天。当年夏天，我的国家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这次战争中，核弹第一次降落在人间都市。
因为战败，致使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那以前，我们小孩子，甚至大人都受着坚信我们的国家里具有强大力量的天皇是个"神"的教育。但是战败后，很显然天皇也不过是个凡人而已。
在战争的敌对国家里，美国是我们最为恐惧，也最为憎恨的敌人。然而现在，它却是我们要从战争的伤害中重新站起来最依赖的国家。
我认为这样的变化是对的。我也很清楚，与其让"神"来支配着现实社会，还不如施行民主，让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更好。我渐渐感受到，我们不再有军队，不用因为有了敌人就必须去杀别国的人（也可能会被杀），是个很了不起的变化。
战争结束的一个月后，我就不再去上学了。
直到盛夏之前，老师们原本说天皇是"神"，要我们朝着相片膜拜，还说美国人不是人，是鬼、是野兽。突然，他们毫不在意地开始说着完全相反的话，完全不提之前的想法、教法了。现在需要反省，只是非常自然地改口说，我们天皇也是人，而美国人则是朋友。
美国驻军部队乘着几部吉普车，进入位于森林山谷间的小村庄里（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学生们站在道路两旁，摇着手制星条旗，大叫着"Hello"，夹道欢迎。那天，我离开了学校，走入森林里。
从高处向下望着山谷，吉普车像迷你的模型一样，沿着河旁的道路驶来，虽然看不清楚豆粒般大小的孩子脸上的表情，但确实听到了"Hello"的叫声，我突然流下了眼泪。
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一到学校就马上从后门溜出去，跑进森林里，一个人一直呆到傍晚为止。我带着一大本植物图鉴，把森林里树木的正确名称对照着图鉴一地确认并牢记在脑中。
我家从事某项和森林管理相关的工作，所以，我只要把森林里的树木名称和性质都记住，将来在工作上一定能派得上用场。森林里树木种类繁多，每一棵树的名称和性质都各不相同，我觉得有趣极了，几乎沉迷其中。到现在我还记得很多树木的拉丁文学名，大多是那时候经过实地学习而来的。
我已经不打算再去学校上课了。我认为独自在森林中，从植物图鉴里学好树木的名称和性质，就算是长大了，将来的生活也一定不成问题。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学校里并没有可以互相讨论的老师或同学，聊聊我打心底觉得有趣的树木。我为什么要去这样的学校学些和长大之后的生活似乎完全无关的东西呢?
在秋天一个下着大雨的日子，我仍旧绕进森林里。雨越下越大，林中四处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湍急水流，道路被水流冲毁。到了夜里，我还是无法走回山谷里，我发着高烧。第二日，我被发现，我倒卧在一棵巨大的七叶树底的洞里，是村子里的消防队员们把我救了出来。
回到家中，我依旧高烧不退，"我像做梦一样听着"请来的医生说已经无药可医。他说完就回去了，只剩下母亲仍旧抱着我，希望继续看护我。一天深夜，我还是持续发着高烧，依旧感觉很虚弱，但是，我从像被热风包围的梦中世界里睁开眼，醒了过来。
在日本过去的房子里，大多是直接在榻榻米地板上铺好棉被就寝，如今连乡下也很少见了，而我就这样睡着。枕边坐着应该已经好几日没合眼的母亲，低头看着我。接下来我们是用地方话进行的对话，为了让年轻人也看得懂，所以我改成普通话。
我也觉得自己情况不乐观，慢慢悄声问她：
“妈妈，我快要死了吗？"
”我不认为你会死，我希望你不要死掉。"
"我听到医生说‘这个孩子快死了，已经没救了’。他认为我会死吧！"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就算你真的死了，我还是会再把你生下来，别担心。”
"但是，那个小孩子和现在就要死掉的我，应该是不一样的孩子吧？"
"不，是一样的！我一生下你之后，就会把你过去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做过的事全部都讲给新的你听，也会教新的你说现在会讲的话，所以，你们两个就会一模一样了哦！"母亲这么回答我。
我虽然还搞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心情平静了下来，好好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慢慢恢复了，不过恢复得很慢。一直到了初冬，我才能自己去上学。
在教室里上课或者是在运动场上玩棒球时（这是战争结束后盛行的新运动）我总会不知不觉地发呆，一个人陷入沉思中。我想：现在在这里的我，会不会是那发烧痛苦的孩子死掉后，妈妈再次生出来的新小孩呢?我那些旧有的回忆，是不是妈妈把那个死去的孩子所见、所听、所读、所做的事情，全部说给我听才知道的？而我是不是因为继承了死去孩子所使用的语言，才可以像这样思考、说话呢？
在教室里或是运动场上的这些同伴们，是不是也都经过妈妈们把那些不能长大的孩子所见、所闻、所读过的书、所做过的事重述后，让他们代替那些孩子继续活下来的呢？而这件事的证据就是我们大家都继承了同样的语言在说话。而我们每个人不就是为了把这些语言变成自己的东西，所以才到学校来的吗？我想不仅是国语、理科、算数，就连体操也都是为了继承死去孩子们的语言所必须学习的东西。
独自一个人跑到森林中，对照着植物图鉴和眼前的树木并不能代替死去的孩子，不能和他同化，变成新的小孩。所以，我们必须到学校来，大家一起读书、一起游戏。
我现在所讲的事情，大家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我自己也是在很久以后才想起这段经历，对于长大后的自己来说，在那个冬天，好不容易养好了病，带着平静的喜悦再度回到学校时，才发现，一直以为已经理解清楚的事情，其实自己根本没搞懂。
另一方面，对于现在身为小孩子、新孩子的你们，我抱着可以让大家轻松理解的期望，把这从未曾书写下的回忆细数出来。
另一个回忆是在我长大成人之后发生的事情。我家里的第一个小孩是一个男孩，叫光。他出生时脑部异常，头看起来有平常人的两个头那么大，后面长着一个大瘤。我们请医生尽可能地把瘤切除、缝合，而不要影响到脑部本身。
光很快长大，可到了四五岁还是不会讲话。但是，他对声音的高低、音色非常敏感，比起人类的语言，他更能记得许多野鸟唱的歌曲，而且，他一听到鸟儿唱歌，就会哼出在唱片上学到的小鸟名称。这就是光最初的语言。
光七岁时，比一般健康的孩子晚一年入学，并进入"特教班"就读。那里聚集了各式各样身体残疾的孩子。有的孩子一直大声尖叫，也有的孩子不能安静片刻，动个不停，不断翻桌子、撞倒椅子。从窗户往里头窥看，光总是两手捂着耳朵，身体僵硬。
这时，已经是大人的我，再次问了自己和孩童时代同样的问题。光为什么非去学校不可呢？他清楚野鸟的歌声，喜欢父母教他认识小鸟的名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回到村子里，住在森林高地草原上的家中，三个人一起生活呢？我可以读着植物图鉴，辨识树木的名称和性质，光可以聆听小鸟的歌声，说出它的名字。我太太可以帮我们两个人画素描，煮饭做菜。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但是，这个连身为大人的我都难以回答的问题，光却自己找到了答案。光进入"特教班"不久，就找到了和自己一样不喜欢噪音的朋友。后来，这两个小家伙就常一起窝在教室角落，手牵着手忍耐着，而且光还帮助这位运动能力比自己还弱的朋友去上厕所。自己对朋友有所帮助，这件事情对于在家中只能完全依靠母亲的光而言，是非常新鲜、喜悦的。之后，这两个人就与其他的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坐在一起听广播里的音乐。
过了一年，光发现自己对人类所作的音乐比对鸟儿的歌声更敏感。光甚至会把广播中朋友喜欢的曲目抄写在纸上，带回家来，然后翻找家中的C D.就连老师也发现几乎不说话的两人之间开始用巴赫、莫扎特等字眼进行交谈。
从"特教班"到残障学校，光都和这位朋友一起上学。在日本，高中三年毕业后，就没有智障孩子可念的学校了。毕业的这一天，老师必须对着将要毕业的光和同学解说，明日开始就不必上学，而我也以家长的身份陪同听着。
在毕业典礼的party上，听了好几次明天开始不必来上学的说明后，光终于理解地说："真是不可思议啊！"过了一会儿他的朋友也说："嗯，真是不可思议。"
他很认真地回了话。两个人像是被吓了一跳，说完后，两人都浮现出平静的微笑。
光开始跟着母亲学习音乐，为了已经可以作曲的光，我以一段对话为基础，写了一首诗，由光来谱曲。从这首曲子所发展出来的《毕业变奏曲式》曾在各种演奏会上演出，很多人都听过。
现在，对光而言，音乐是为了开启自己内心深处的丰富宝藏，并且传递给他人让自己和社会有所关联的最有效语言。它虽然萌发于家庭生活中，却是在光上学之后形成的。不管是国语也好，理科或算数、体操或是音乐也罢，这些语言都是为了充分了解自己，与其他人联系—外语也是一样。
为了学习这些东西，我想不管在任何时代，这世界上的孩子们都应该要去上学。
作者简介：大江健三郎（おおえ けんざぶろう）（1935～ ）日本当代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学业，从东京大学法文专业毕业，著有《广岛日记》（1965年）、《作为同时代的人》（1973年）和《小说方法》（1978年）等作品和文论。1994年作品《个人体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