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
“儒家”、“忠”，相对来说，人们对“忠”或许比对“儒家”这一概念要熟悉的多，但熟悉并不等于了解。事实上，一提到儒家之忠，人们首先总是会想到“愚忠”之类，而对忠、对儒家之忠的认识，恐不能基于此。
何谓忠？查《说文解字》："忠，敬也,尽心曰忠。"应该说，这便是忠的定义。"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 （《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 也作如是说。朱熹在《四书集注》解释忠的涵义：“尽己之谓忠。”都是对“忠”字的正确理解。
《左传·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左传·昭公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这是春秋时代人们对忠的解释。但这解释已不只是单单对“忠”字，而是对忠的外延（忠的对象）来进一步剖析。
忠，是一种应有品德和行为准则。它是一种对事对人的应有品德和行为准则，因为它必然要通过人事才能表现出来。其对象较为广泛，对自己的份内之事，对亲、师、友、君所交待的事都要忠（尽心）。间接地，也便成了待亲、待师、待友、待君（但绝非汉以降特指的对上、待君）都应该忠（尽心），当然这忠并非无原则的忠。
《论语·里仁》里，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主忠信。"君子行事以忠信为主。在《论语》中，未见孔子对“忠”字直接释义。纵观《论语》，更绝没有要求臣应对君的忠。
《论语·八佾》篇中，倒有一段有臣应忠于君的嫌疑的对话，"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按：鲁定公问道："君主使用臣下，臣下服事君主，该怎样做？"孔子回答说："如果君主能按照礼来对待臣下，那么臣下就会尽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内之事。"）这句中的“事君”二字，自然不能理解成“侍奉君主”或“服侍君主”，据学者查证，儒家经典里应还没有“侍君”一词。所以“臣事君以忠”的解释完全可以解为“臣下尽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内之事”。退而言之，即便简单理解为“臣下尽心去服侍君主”也无不可——只要我们莫拉下上一句“君事臣以礼”，不将之一分为二而作断章取义之举。
在对待君臣关系，孔孟都是从相对关系切入的。“亚圣”孟子谈到忠时，和孔子一样，绝没有认为忠是无原则地听从上司、君主之命。相反地，孟子在此基础上还迈出了一大步，痛快淋漓地道出孔子还没说下去的话，《孟子·离娄》篇中，"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按：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当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当腹心；君主把臣下当狗马，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一般不相干的人；君主把臣下当泥土草芥，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仇敌。"）
在孔孟那里，"忠"隶属于"仁"，忠是诚实的表现，它所传示的精深内涵本身便是仁义。忠在众德中（克己、爱人、惠、恕、孝、信、讱、勇、俭、无怨、直、刚、恭、 敬、宽、庄、敏、慎、逊、让）的地位很高，忠做为众德之一，受着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遵循之最高原则的"义"的节制，成其为美德。
到了汉代，西汉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贾谊在其《新书》中多次谈到忠，他对忠的解释是对孔学的进一步论叙，也是基于爱民的。而西汉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谓的"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原是指提网的总绳，这里是一种比喻，意为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有较绝对的支配权力，而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则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无疑是和孔子思想是相悖的，也是孔孟儒学的一大变。“忠”由原来的儒家（孔子）的伦理范畴而一跃成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畴，其含义主要是指对君主忠诚。《忠经》上所谓“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人乎，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也”。
直至程朱，更是对三纲大力宣扬（有一点要注意，最早鼓吹王权至上的是法家韩非子）。此后的忠，更成了传统社会的最高道德。自班固的《汉书》以下，《晋书》、两《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都设有《忠义传》。不过，确切来说，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况（有学者认为荀子本属儒表法里类人物，如钱世明；有学者认为荀子可为杂家，如郭沫若）对忠的解释就已不同于孔孟。
《荀子·君子》篇里："忠者，敦慎此者也。"把办事敦慎称为忠，还没离开孔子对忠的正确观点。但通读《荀子》一书，也没看见荀子把"忠"的对象放宽到对一切人上的论说。单就其《臣道》篇而言，这篇专讲为臣之道如何如何，言"忠"只及于君王。《荀子·臣道篇》："从命而利君谓之顺；逆命而利君谓之忠；敬而不顺者，不忠也。"荀子谈忠，旨在说"忠臣"，说臣应如何忠于君……
行文止此，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那便是忠的对象问题，这恐怕也便是人们对忠的误解其症结所在。
千百年来，在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邪说流传下，人们多以为"忠"只是臣对于君而言，大不足取。但实际上，追本溯源，我们便知道孔孟所说的"忠"，并不是单指臣对君忠，更不是无原则的臣对君忠。
忠，于今而言，既不拘于时空，也不拘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暂不论孔孟的这一正确的"忠"是可以照搬不误，即便是董子所谓的"忠"也可以拿来用，只是在忠的“对象”上略加改动便是。孙中山先生便曾说："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孙中山选集》）显然，严格来说，孙中山先生这段话中"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这句是笼统而有误的。但把忠的对象转化为为国为民，则所言甚是。
我们对于传统美德都应古为今用，并进行现代注解。于忠而言，亦复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