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退路了
2013年9月，朱夏妮写下诗句—“天上有老师吗/有我就不去了”。一名广州中学校长翻阅后，感想是：“天上有学生吗/有我就不去了”。
老师和学校推左门，家长和孩子推右门。学校与家庭，在粘连又渐行渐远的此系统和彼系统之间，孩子成为受力点。
朱夏妮的对门邻居是一名中学副校长。他记得广东曾经进行过一个短暂时期的教育实验，每堂课教师只讲授15分钟，其余是讨论，作业在学校完成，效果良好，但很快被叫停了。
陈辉（化名）是一位媒体人，年轻时也曾激烈批判过中国教育，但当他有了孩子之后，情况就改变了。“我认为我是很开明的一个人，但我给我小孩报了三个班，还有两个奥数班。”他说，“按道理说我应该完全撒手，但我反而要我小孩这样做。”
在陈辉看来，小孩的教育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家长的“密集恐惧症”。“整个族群密度太大，生存空间太小，大人很焦虑，把这种压力都放在孩子身上，要提早开发，尽量开发。”他说，“美国、加拿大有自己的退路，有山林，有矿产，但中国人没有退路。”
初三降临。学校一次又一次开会，一次一次把家长们召集起来。朱家吵吵嚷嚷，战事频发。
这一年，朱夏妮认识了两个在中国念小学的美国小朋友，甘蔚明和甘霖，却活在与她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她们的父亲不在意她们位列班级倒数，不在意作业是否完成，不在意对或错。他希望她们从新的文化里汲取知识，每天都有所得，这便足够。
这位父亲说：“她们是我最亲爱的女儿。如果她们将来做医生，那她们是我的医生女儿。如果她们将来去卖冰淇淋，那她们是我卖冰淇淋的女儿。她们开心就好。”
有关女儿的期待，胡杨和这位美国父亲的目标一致，但对于实现的路径，却葆有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因为在中国，做医生和卖冰淇淋很可能导致的收入、社会地位悬殊，还能保障孩子的幸福和快乐吗？于是，到了胡杨这里，励志又成了这样—
“夏妮，我今天去超市了，你要考不上高中，以后去当收银员，你同班同学都来你这儿买东西！你就努力这几个月了！”
“您的学生，34号”
朱夏妮却逐渐认清了自己的未来，这位写作文爱跑题的中学生，开始思考学习的意义：
“我们就像一群蚂蚁被冲进海里，未来根本就是迷茫的。高中的名额都被重点班的人包揽了，平行班的人只有第一、第二名能进去。上了高中又能怎样呢？拼死拼活，又是为了什么？”
2014年寒假，朱夏妮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做完8张物理试卷，8张化学试卷，8张数学试卷，18张英语试卷，外加6篇文言文，10首古诗，外加罚抄初二下学期所有单词……全心全意向中考冲刺；
要么，准备托福，去美国留学。
左右衡量，她决定选择后者。做出这个决定以后，一家人忽然觉得，松绑了，解脱了。这个假期，是朱夏妮上学以来最幸福的一个假期。尽管有托福的压力，看看美剧，看看英剧，练习听力和口语，那是自己乐意的事情。她的诗集《初二七班》也结集出版了。班上有一些同学团购了这本书，说要当作“初中生活的共同记忆”。
胡杨恢复了“小升初”战役打响以前的宁和。她说：“人生就一个童年，一个少年，你老的时候问，你的童年怎么过的？就在题海里各种折磨过的？”她不想女儿没有开心，没有快乐，昏天黑地的。
唯一的缺憾是，朱夏妮的爸爸老问：你怎么那么久不写诗啦。
小说倒是在继续。不过她想重写开头。那个虚构的开头太耸人听闻了。故事里，那个初三女生没有杀死老师，而是继续这样的生活。“明天之后还是明天，我毕业了，新一届又来了。有一点点麻木，一点点光和黑暗。”
3月19日那天，朱夏妮给语文老师送去一本她的诗集。扉页，她写下：
“喜欢你眼镜后的眼睛看我的样子。其实我喜欢语文两节连堂，尤其是下午的课。那时我感到安静。那时我常开小差，看窗外的树，灵感最多了。时间溜走，像冰冷的蛇爬过手边。这本书记录了我那时的痛苦也有快乐。
现在看，像回去了一样。
您的学生：朱夏妮，‘34号’。”
现在中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是为了实现梦想还是禁锢梦想。中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否和自己的兴趣相关，这些教育是否是通往梦想之路的绊脚石。中学教育就像一个由分数、小升初、培训班、奥数、竞赛等交织而成的庞大的机器，吞噬着少女诗人朱夏妮一家简单的梦想和平静的生活。
朱夏妮写下诗句 “天上有老师吗/有我就不去了”。一名广州中学校长翻阅后，感想是：“天上有学生吗/有我就不去了”。
现在，未满14岁的朱夏妮还在读初三，却已经开始写小说。在一部叫《初三七班》的作品里，她以一则虚构的新闻开头：《我市初三女学生杀死其班主任》。
这个暗喻不全是一个叛逆期少女的狂想。在她位于广州满是教辅和试卷的房间墙上，恣意的涂鸦取代了励志语录—“去死，都去死。”
妈妈胡杨被吓到了。她是天主教徒，当过教育杂志的编辑许多年，对于如何培育孩子，她自认有坚实的价值观：让生命自然生长。还在新疆的时候，她常对夏妮说：“哪怕你将来上不了学，只要身体健康，能开心地活着就行啦。”
童年的朱夏妮近乎半野生地长大。平时，她每天保证9个小时睡眠，做不完作业就撒手不做了。假期，她在大山上数云朵，夜了栖息湖边，那里有一只小黑羊，胡子毛茸茸的有点扎。10岁的时候，自然迸发诗意之美，她写下第一行诗句。
7年前，朱夏妮离开了云朵和黑羊，随父母来到内地。随着她小学毕业升入初中，这个家庭很快就跌入了一个黑洞。这是一个由分数、小升初、培训班、奥数、竞赛等交织而成的庞大的机器，吞噬着三口之家简单的梦想和平静的生活。
母亲胡杨感觉到，她的“自然生长论”已节节失守。
见面礼
在广州繁华的五羊新城，朱夏妮一家是典型的工薪家庭。一直以前，爸爸主张“中庸”和“无为”，任孩子自由发展，不补课，不加码。妈妈胡杨辞职在家，专心陪读，她没少模仿孩子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帮孩子写作业。
朱夏妮在自由的空气里成长，小麦色皮肤散发着阳光的气息，她爱扎马尾，穿宽松舒适的棉质衣物。她愿意待在家里巨大的书柜前，写着稚嫩又天马行空的诗句。
朱夏妮文理科发展不平衡。朱夏妮有自己的想法：“初一先混上一年，初二想想，初三再努力吧。”但母亲胡杨在招生开放日去了学校一趟，就发现不能再这么“放养”了。“那人，黑压压的。”
那一刻起，胡杨的焦虑和更年期一起到达。她被冲进大潮里。最终，她凭着女儿排球特长外加两万块“自愿赞助”，把女儿送进广州市越秀区一所列居第二梯队的中学。
诗人朱夏妮就这样去报到了。她一进校门就发现气氛不对了，一块液晶大屏幕高高竖着，终日红字滚动放送着本校中考高考的捷报。一幅满墙的海报，密密麻麻的学生大头照，三成的优秀学生干部，七成的尖子生。
等级—这是朱夏妮在初中感受到的第一件事。成绩好的牛娃们荟萃在一班二班，“他们是另外一个楼，离小卖部很近，离厕所很近，做操也很方便，木地板，有防盗门。”她被分到第七班，普通班。
由于爱美剧和英文歌，朱夏妮自愿竞选为英语课代表。每天的工作就是追着同学要作业。一次还差点追到了男厕所。老师批评她收不来作业，同学们则骂她是“老师的狗”。
这是2011年9月，初一，学校给朱夏妮的见面礼。
开学一个月，她将心情写成了诗。“我无与快乐同在时/没人为我伤心”。做数学时则是：“天被锁在带着纱的窗外/那片可怜的融化了云的/渗了奶油的蓝色”。2012年3月7日，她被罚抄，哭着写：“我必须小声地哭/不让你听见/如果我的小黑羊在我身边的话/我可以抱着它”。
“写诗，写诗能进重点高中？”
老师们眼中，朱夏妮不属于一个符合传统教育的孩子。老师认为她“基本不做作业，不动脑”。老师希望每一个孩子：要乖，要努力，要考高分，要升学率。
在当今幼儿园和小学，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享有更多娱乐的时间，而非一味的语数英加培训班独吞天下。教育部亦在大力推广义务教育：取消“小升初”考试，完全就近入学。但这种理想的进化方向与现实发生了碰撞—小升初和初中升高中脱了轨。升学率，这个在台面上消失了的字眼，仍无时无刻不在隐隐作祟。
胡杨再也不敢奢谈什么“自由生长”了，这个母亲变得片刻不得安宁。现在看来，女儿要顺利考上高中有点困难。她考虑过让女儿出国留学，但又犹豫，毕竟女儿还太小。
她决定把赌注往朱夏妮的兴趣爱好上押。
朱夏妮个子高，练长跑，体育老师想让她进排球队。母亲先是不答应，但听到一句话时，她动了心：XX中学特招排球特长生。
胡杨还让女儿学小提琴，一学七个年头。据说小提琴可以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这是朱家的弱项。于是常常夏妮练小提琴，妈妈在旁边瞪大眼睛守着，乐谱上全是孩子干了的眼泪。
在朱夏妮11岁的记忆里，哭，是她一直以来维持自身情绪平衡的减压方式。有一次，她一边哭一边写，写着写着就跑神了，分行诗又冒了出来。
屡次实践后，朱夏妮得出结论：写诗比哭还管用。这年，她相当“高产”，写了一百多首诗。
对于女儿的写诗，胡杨摇摆不定。有时她举着夏妮诗簿，恍惚回到了年轻时听风写雨的那个自己，“写得多好啊”。
更多时候现实又猛地扯她回来。想到“体裁不限，诗歌除外”的高考作文。她不耐烦地扯过本子，提高嗓门放连珠炮：“写诗、写诗，写诗能进重点高中？”
“我妈疯了”
初二了，物理课、题海战术更是滚滚而来。几乎每天，胡杨都能接到老师从“校讯通”发来的短信，各科的信息。
“请提醒孩子复习今天化学课上学习的九个原子团！”“如果孩子自觉性不足，请抽空检查！”
胡杨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老师的短信，像点犯人似的，把没交作业的、交了没更正的、马虎交差的不到位的挨个点名。还有小测验、评比的成绩，总在每个看电视、煮饭、翻书的时刻，粗暴地闯进胡杨的生活。
朱夏妮觉得妈妈越来越可怕了。听歌时，看电视时，上厕所时，玩手机时，妈妈的目光像一条绳子，牢牢拴在她的身上。为了督促学习，胡杨还搬到女儿的屋子里，上下铺睡觉。有时妈妈明明已经睡着了，突然腾地坐起来，站到夏妮的床头开始翻翻翻。看夏妮没有玩手机，便倒头，安然睡去。
“我的学习停下几秒，我妈就开始疯了，”朱夏妮说，“我都快痛苦死了。”
那些日子里，胡杨每天进进出出都在叨叨。眼睛里布满假想敌，火药味越来越重。她觉得女儿是在一辆战车上，可眼看着，女儿就要被战车抛下去了。
一次，胡杨向女儿发起了猛攻：“夏妮，我今天去菜市场了，你要考不上高中，妈妈就去给你租一个摊子卖菜。我都打听好了，那摊子多少钱一个！两万块一个！你就努力这几个月了！”
感觉到羞辱的朱夏妮冲进卧室，扣上了门—她已关过太多次门，除了厕所，家里的锁已经被父母撞坏了。
半天没有动静。爸爸推门进去，他头皮一阵发麻—22楼，阳台的窗户大开着。屋里没有人，只看见朱夏妮的拖鞋在窗台下面摆着。
父亲第一次这么大声直呼胡杨的全名，然后冲出了门。胡杨也懵了。“心扑通一下就像掉进了洞里了。”她到处找，最后在衣柜里发现朱夏妮。
女儿躲在里边，嘿嘿地笑着。胡杨却一下子哭了。
“模范”们
朱夏妮的学习生涯就像一个扭曲的莫比乌斯环。
常常是这样：日常学习—表现平平—母亲着急，学校加压—女儿发脾气、写诗、闹自杀—父母减压—日常学习。周而复始，无始无终。
年级渐长，朱夏妮越熬越晚，有时到十一点半还在埋头写作业。日常时候，朱夏妮继续写诗。2012年7月，《诗刊》杂志以头题发表了她13首关于学校的诗歌。
诗人王小妮配发了评论，她说：“中国教育所特有的、早被习以为常的紧张的教学关系，正被这风声鹤唳中的一个孩子敏感地体会着。”
学校在朱夏妮的笔下有冰冷的窒息感。“每个人都在过滤声音/这里的声音沉重/风背不动它/声音不会飞/比气泡更容易消失/围墙足以拦住它的去路”。
教室像是一个装了360度监控摄像头的黑匣子，总有人在告状。“鼻孔发出的警告/制止嘴巴/提高警惕/直至/叹息代替脚步和声音”—这首诗题目叫《班主任》。
作业本上，“我翻开本子/看见两个字从天而降/把我压住/本子上两个‘重做’。”
朱夏妮几乎没有见过校长，只在集体开会时的扩音喇叭里听到校长的声音，隔着厚厚的人墙。在朱夏妮感觉里，“有的老师从来不笑，每个学期笑一次，就是在家长会上”。
朱夏妮害怕家长座谈会。家长会上，都会选出两个模范，讲述自己挥洒学习的故事。有一次，一个模范说，自己每天晚上八点半就写完作业了，之后和他爸下楼打羽毛球，再回家读课外书。还有个女孩说，每天上课会带着录音笔，上课录下来，回家再听一遍，巩固学习。
胡杨再看看自家的孩子，想想“非人”的生活，每次回来都一脸愠气。“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有时间运动，读课外书，你连作业都做不完呢？”
后来她听说，模范们念的是一份朗读报告。写好了，交给老师检查、修改，再拿回家背下来的。
又一次家长会后，朱夏妮写道，“我透过防护网/看到/老师面对着家长/笑着讲话/当她下台时/她一边走一边用手/按摩她那已经僵硬/的脸颊”。
“你现在敢吗？”
因为被罚得太多，朱夏妮练了一手好“检讨”。后来2013年底妈妈给她说了个事，成都一孩子被老师要求写检查，1000字，孩子写不出来，跳楼了。
“让我写两千字，我也能写出来！”朱夏妮雀跃地说，“我就像写小说一样，‘今天，上课的时候一只蚊子飞了进来，春风很温暖。
有一次，一连三个星期，朱夏妮被罚扫地，每天吃不好饭，睡觉也很晚。于是这三个星期里，一家人被闹得鸡犬不宁。胡杨为了她多睡会儿，没有提前叫醒女儿。结果回学校，又挨老师罚。
老师训斥了朱夏妮并打算罚她第四个星期的时候，胡杨直接打电话给班主任老师了。
班主任老师三十多岁，在她心目中，朱夏妮的父母是极个别的家长，太具备批判性。当接到胡杨责备她缺乏职业素养的电话时，她显然不太上心：“这不是多此一举么？”
朱夏妮的父亲被这句话激怒了，就给校长写长信。校长赶紧找班主任谈话，作为一个亦官亦师的角色，校长需要处理好与维权家长的关系。
纵使与学生隔阂深重，但老师们也认为自己是夹缝里的受害者。“我们也想搞综合实践活动，但一旦影响了分数，家长又来投诉了。”广州天河区一位小学老师说，“有些家长跟领导关系很好，随便一句孩子被虫子咬了，我们就会被校长批得很惨，甚至一票否决，连饭碗都丢了。”
“以前我也曾带着孩子满山跑，看植物，连灵芝和银耳都找到了，你现在敢吗？”他接着说，“现在就是养鸡式的教育，整个社会压力让学校也变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