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错,错在两个极端。第一个错是在朝为官,却没有火眼金睛看透官场的黑暗,仍希望以自己微弱的光亮照亮朝廷。第二个错是避世隐居,在稍微看清官场黑暗后,就发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呼喊,这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陶渊明一屁股坐在南山,远离世俗,心中只剩下南山之菊。这一路他走得潇洒,但他除了饮酒采菊,又做了些什么呢?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自我完善式的道德导致了整体上的不道德。”正如有人评价:“历史的路若要向前延伸,凭千万个陶渊明能够走出来吗?”
司马迁错了,错在“不溢美”“不隐恶”;屈原错了,错在“联齐抗秦”的主张;鲁迅错了,错在与“权势”“黑暗”抗衡。
如果司马迁没有错,那也就不会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错得伟大。如果屈原没有错,也就不会有“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以死明志,屈原错得豪壮。如果鲁迅没有错,那也就不会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样分明的情感,鲁迅错得辉煌。
德国人错了,错在残忍的纳粹行为;美国人错了,错在对中国实行封锁;中国人错了,错在严重的个人崇拜。在历史长河里,他们都及时改正了错误,顺应了历史潮流。
德国人不该建立集中营,杀害犹太人,但他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不像日本人极力掩盖自己的罪行;美国人不该对中国实行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的孤立,但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与中国建立了外交,从而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中国人不该搞个人崇拜、两个“凡是”,幸而后来及时改正,挽救了“左倾”导致的伤害。
太多人出错,有的错了,却再也不能挽回;有的当时看起来是错了,却在历史长河中成就了不凡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