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台东市则规定在上课时间里学生不可以离开家，也就是说，按照公立学校的时间表，从早晨7：30到下午3：30，在家接受教育的孩子不能迈出家门半步。
2007年，台湾第一批在家上学的孩子经历十年的学习阶段之后，发现自己又面临新的瓶颈与挑战——没办法上大学。
跟大陆的情况十分相似，由于官方严格的学历管理制度，这些没有正规学校学籍、学历的孩子无法参加大学录取考试。他们如想进去岛内的大学就读，只能通过考同等学历的方式。
可是，问题又来了，台湾实行强制性“义务”兵役制，规定每个青年男子(健康原因或被法院判处7年以上徒刑者除外)，在年满18岁或大学毕业之后，都必须服2-3年不等的兵役。
“同等学历考试要求你一定要年满20岁才能参加，结果这批在家上学的孩子年满18岁的时候没有资格考试，就得先去当兵，”陈怡光说，“当了两三年的兵回来以后再读，等大学毕业后年纪都很大了，处境非常尴尬。”
随着岛内在家上学运动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由于涉及更为重大的法律政策的修订，必须要以组织形式来与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沟通谈判，以争取在更大范围内的群体利益保障。
因此，在2008年，一个名为“保障教育选择权联盟”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陈怡光成为总召集人。联盟的宗旨是服务在家教育的家长与孩子们，推动政府相关政策改变。
“我们就开始去跟教育主管部门争取说这个规定要修改，我们说，同样在学习的孩子，为什么我们孩子不能有同样的机会上大学？”陈怡光回忆。后来，他们的意见被主管部门采纳，法令得以修改：只要你曾跟政府申请过非学校形式的教育，有案可查，就可以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
此后，在前述成功案例的基础上，由民间主导的官民互动越发频密，台湾在家上学的合法化渐成官方主流声音，政府甚至拨付公用经费予以支持。
今年6月，台湾通过的《高级中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高中阶段允许非学校形态教育的存在，并注明有个人、个人团体和个人机构三种办理方式。此外，更明确规定，将在家教育“纳入到政府公共财政补助范围内”。
“政府补助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因为在过去，他们觉得说在家教育是国家提供的公共教育，你不来上学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了，现在思路跟过去有很大不同。”陈怡光表示。
目前，台湾的在家上学已完全合法化，主要采用审核制。申办者仅要向主管部门提供一份自学计划书，经过初步检查后递交到专门成立的审议委员会，由这个审议委员会开会来讨论票选决定。
而这个掌握“生杀大权”的审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则非常多元且合理。按照法条规定，审议委员会要包括家长、老师、教育学者等相关人员，尤其规定必须有本人或者是子女曾经参与过实验教育的家长，且比例不能少于总人数的2/5。
“我们自己人都有来，再拉一个其他的人，基本上每个案子都会过。”陈怡光笑着说，他本人就是审议委员会的成员。据其介绍，台北市今年有400多件申请，通过的比率是99.7%。
徐安然(化名)说，自己不孤单。
这个扎着马尾辫说话一口京腔的瘦高挑17岁女孩子，站在一场国际研讨会的主席台上，面对国内外数百名来宾侃侃而谈，表现出远超她年纪的成熟。
她的父母就坐在台下的听众席中，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女儿。他们完全有资格骄傲，因为这是他们自己选择以及努力后的收获。
徐安然，是一名在家上学的孩子。正如她所言，近年来，中国逐渐涌现出一个日渐庞大的在家上学的群体。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大陆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为1.8万人，如果再加上家庭学校、国学学校等就读形式，当前国内接受非学校化教育的学生人数已达到10万人左右。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寻找这种新的教育，是为了探讨更加符合儿童成长需要的、更加有价值、有意义的教育，教育创新的价值得到彰显。”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表示。
10万人，学在民间
徐安然选择在家上学，有主动，亦有无奈。
她此前一直在北京公立学校就读，从小学一直到初中二年级。但是，上了初中之后，她的父母认为，现在的公立学校中的一些价值导向，并非是自己所认同的教育理念。
“我父母觉得初高中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希望多给我一些相对正面的影响”，谈及自己的选择时，徐安然说。
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北京很多非本地户籍人口必然要面临的问题——没有户口。徐的父亲从外地来京工作，因为徐本人并没有北京户籍，按照现行的规定，如果徐安然在北京继续读书，在她中考和高考时将要重新面临选择，是否要回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
“我觉得在家上学更好，可以躲过这个困难。”徐安然笑着说。
于是，一段迥异于公立教育的教育尝试开始了。在过去四年的时间中，徐安然在家里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活。由于相对宽松，她和家长一起设计了自己的学习方式，包括付费的在线课程、参加课外补习班以及完全的自学。
徐安然所择的自学教材，是美国出版的“Sonlight Curriculum”课程配套教材，全英文，侧重于文史方面的经典阅读，“对我的写作能力培养很有帮助，也给我在整个语言能力上打下很好的基础”。她说。
徐安然是一名颇为典型的在家上学的孩子。“在家上学”(Home schooling)，是一种以家庭为主要教育场所、通常由父母或家庭教师组织开展的教育活动。
研究者介绍，当下中国大陆在家上学这个词涵盖的人群，第一部分是真正的在家上学的这个群体，他们形式是由父母自己教学，也有的聘请家庭教师协助，还有家庭之间互助教学。
此外，还有一个群体是微型学校，由家长互助教学开始，或者由父母创办起来的学校。还有的是传习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学校，还有私塾学院等。
无论是校舍面积，还是就读学生规模，近年来都有所提升。以北京日日新学堂为例，其创始人王晓峰介绍，2006年其创办学堂时，租了一间三居室民居，面积不过100多平米，请了两位老师，一位专职老师，一位生活老师。学生只有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内的4人。而到今年9月份新学期开学，学校已经有了独立的新校舍，300名学生，其中小学生180人，幼儿园120人，还有近80名全职老师。
日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公布的一份名为《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2013)》(下文简称《报告》)披露，目前国内当前活跃于中国大陆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为1.8万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云南等地。再加上家庭学校、国学学校等就读形式，当前国内接受非学校化教育的学生人数达到10万人左右。
近年来国内在家上学的群体为何呈日渐扩张之势？这与中国家长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有直接关系。
《报告》中给出一组调查数据说，在接受调查的选择在家上学的家长看来，之所以做出如此选择，排名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不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54.19%)、“学校教学进度过慢”(9.50%)以及“孩子在学校没有得到充分尊重”(7.26%)，占到了总数的70%。
国内知名公益机构壹基金的秘书长杨鹏，对此亦深有感触。“如果孩子能够很正常的在学校里面走的话，我可能不会做家庭教育，他自己不满意，这样他就回来了”。
有件事，令杨鹏记忆深刻：他儿子曾在公立学校读小学，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讲了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课文，在听到王二小最后英勇牺牲的时候，班上的很多孩子都为小英雄的牺牲而失声痛哭。可他儿子却站起来跟老师说，课文里讲的不对，不应该让小孩子打仗，这样违犯了《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
“从此以后，他就成了老师的眼中钉，有时候会被老师罚站两个小时。”杨鹏说。在公办学校里熬到15岁，儿子主动跟杨鹏提出要退学，回家自己学习。现在，这个曾经老师的“眼中钉”在家里学得很愉快，在杨鹏的带领下阅读了大量的东西方典籍。
“在家上学，最初通常都是一些家长无奈的逃离应试教育的选择，”杨东平表示，“我相信在国外也是如此，因为不满大一统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家长采取自助式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而在前述《报告》中，数据也佐证了杨东平的论断：被调查家庭中，62.01%在家上学的孩子曾经在传统学校学习，后来从传统学校中转了出来，仅有37.99%的孩子一直在家上学。
有教育专家表示，在学校里面90%的孩子陪10%的孩子在念书，整个学校教育都是针对在前面的精英，大家都在应试。
“如果今天的家长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不一定是精英，社会是一个机器，需要很多零部件，只要品质好的，哪怕是螺丝也很棒。”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称。
三大挑战：社会化、学历衔接、合法化
社会化欠缺、学历衔接及合法化问题被视作是中国在家上学发展所遭遇到的三大挑战。
徐安然常被问及一个问题：你天天在家上学，不会觉得闷嘛？这个17岁的女孩觉得，“闷”是外界对在家上学的孩子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
“我有很多社交活动啊，绝对不是与世隔绝，甚至比同龄人要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徐安然多少有些忿忿不平。
她专门罗列了几种日常参与的社交活动，最主要的Co－op，是由几个在家上学家庭组建小组，父母担任老师或外聘老师，给所有孩子上课，课程包括语文、历史、美术、音乐、数学、英语、生物等。此外，她还在课余时间担任社区中心志愿者，参加许多同龄人的夏令营。
尽管徐安然极力想向大家证明自己并不“闷”，但更多的研究表明，在家上学将孩子与其他同龄人正常的学习生活人为隔开，限制了其与同龄人更多的正常交往，一定程度上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障碍，并影响到他们的早期社会化。
《报告》中披露，在一项关于在家上学的学习成效评估中，问卷设计者将学习成效分为数学和计算能力、文字和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与人交往能力、视野和知识面以及生活自理能力等六个方面。
该项评估按照各项能力的平均分，由高到低依次排序得出如下结果：视野和知识面能力(M=4.30)>口头表达能力(M=4.18)>文字和写作能力(M=4.05)>数学和计算能力(M=3.98)>与人交往能力(M=3.96)。
显然，人际交往能力被家长们视作是这批孩子最弱的“短板”。颇为有趣的是，上述问题的凸显与中国独特的国情亦有很大关联。
“美国的在家上学和中国的有区别，其中一点特别容易被忽视，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每个家庭的孩子特别少，一般只有一个，而美国很多家庭有三四个小孩，多的甚至可以有七八个。”张乔峰说。
张乔峰是一位在家上学孩子的父亲，后来又亲手创办了一家接纳在家上学孩子的私塾。张乔峰专门比较了自己孩子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发现自从来了几个同伴后，他的孩子变得快乐多了，在人际交往方面也有不小提升。
“我觉得在家上学确实有一定的缺陷，但我们不应该把一个事情描述得十全十美，只有承认他的缺点，你去克服，才能真正解决困难。”张乔峰坦言。
国内在家上学发展另一大障碍，是学历衔接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在家上学的孩子中，多数年龄在4至10岁之间(60.42%)，其中6岁的孩子最多(12.18%)，17岁的孩子最少(0.51%)。孩子主要处于小学阶段，较少处于初高中阶段。
由于没有完整的义务教育阶段学历，当他们将要想要参加中考、高考时，问题就出现了，学籍不完整导致这些孩子没有报考资格。因此，“在家上学”者往往事先递交申请，通过“走后门”在公办学校保留一个学生学籍，为将来留条后路。
近两年，随着出国留学成为热潮，有越来越多人将“洋高考”视作一条新出路。
徐安然目前正在准备美国的SAT考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的简称，中文名称“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以及各种申请材料，她的目标是美国的几所名校。杨鹏的儿子也正在准备参加考试，由于在阅读西方经典时对《圣经》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想报考哈佛大学的神学院。而《报告》中的调查亦显示，对于高中毕业后孩子的打算，有35.75%的家长选择了“出国留学”，位居首位。
不过，选择参加洋高考，得要有颇为殷实的家庭经济基础作支撑。
以SAT考试为例，目前中国大陆并没有考点，如果要参考，需要专程赴港台或日韩、新加坡等国，单是这笔开支就不是个小数目。此外，由于美国大学本科阶段给予海外留学生的奖学金名额有限，如自费攻读，本科四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总计要近百万元人民币，远非普通工薪家庭可以承受。
“国内高考参加不了，洋高考参加不起，想想未来孩子的前途，有时真是觉得有些尴尬。”一位在家上学的孩子的母亲感叹道。
令国内在家上学的家长们担忧的，还有合法化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义务教育是要求强制入学的。在现行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中明确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实行“在家上学”的父母或其监护人，一方面没有让适龄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学，同时，也没有经过当地人民政府的批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内的在家上学并没有法律的明确支持，正行走在灰色地带，合法化问题成为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06年，曾爆出的“孟母堂”事件就是实例。上海市教委取缔了一家在当地开展家庭教育的私塾“孟母堂”，政府部门拿出的法律依据，就是认为这所私塾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有关规定，属“非法教育机构”，勒令停止。
“我们的独生子女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在家上学者往往都走向了家庭学校、微型学校，这是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因为你变成学校，就跟现行的行政管理抵触更大了。”杨东平说。
台湾经验：官民互动促合法化
谈及如何保障在家上学群体的权益，长着一张国字脸、说起话来慢悠悠的台湾人陈怡光就有很多话要说，因为他是台湾在家上学发展的见证人与亲历者，同时扮演了重要的政策“推手”的角色。
作为台湾“保障教育选择权联盟”的总召集人，他和自己所在的组织近十余年来都在持续推动在家上学的合法化。
“我太太是波兰人，我们有两个孩子，都是自己在家里教他们。”陈怡光说。曾在美国、英国长期定居的陈怡光在2002年回到台湾，发现找不到教波兰语的幼儿园，为了维持多元文化认同，他和夫人决定将孩子留在家里自学，由在英国当过幼儿园老师的妻子魏多丽来全职教育子女，教他们波兰语、英文和中文，这一教就是十多年。
而陈怡光回国的前后几年，恰逢岛内在家上学运动风起云涌，包括陈怡光在内的台湾在家上学的群体经历了一个颇为跌宕起伏的过程。
1997年5月，台湾南部有些家长决定把孩子从当地一所公办学校带走，采用在家上学的方式自行教育。几乎同样的时间，台北市的4名家长对台北市教育局明确提出，要申请对子女开展在家教育。
“这两件事，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辩论，大家都在谈，说到底家长有没有教育选择权。”陈怡光回忆。
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台北市政府随后颁布了一项名为《国民小学学童申请在家自行教育试办的要点》的文件，算是迈出了“官民互动”推进在家上学合作化的第一步。
但这项试点中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则体现出政策制定者的“谨小慎微”。比如，文件中明确规定，在家自行教育只开放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孩子。
“为什么呢？因为它希望这些孩子到六年级的时候能够回到学校去，完成他们的一个公共教育，好发给他们毕业证书。”陈怡光说。
尽管这一步走的颤颤巍巍，但台北市的试点无疑是起到了“示范效应”，此后，全台各地的在家上学者均纷纷向主管部门提出各种合法化要求，不堪其扰的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只能将原先紧闭的闸门打开一道门缝。
2004年，台湾立法部门修订了《国民教育法》，规定在国民教育阶段可以办理“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但教育主管部门采取矛盾下移做法，把具体的监管职责下放到台湾各个县市。
所以，台湾地区曾经有一段时间，尝试在家上学的家长们因居住地不同而遭遇到不同的监管，有些规定今天看来甚至不免可笑。
以台中县为例，当地要求申请在家自行教育的家长必须全职在家，同时又强调家长收入要达到每月新台币三万元以上才被允许。“你不能上班，可是如果你不上班的话，收入怎么能很高？它的逻辑本身就不成立嘛，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难而退。”陈怡光笑着说。
“是国家管这个孩子，还是家长管这个孩子？”
如果将视线投向更广大的区域，不难发现，在家上学已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
“到2010年，美国基本上有超过200万的在家上学的小孩，占到美国K12(注：指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教育，国际上通用的对基础教育阶段的通称)学龄儿童的3%-4%”美国国家家庭教育研究所主席布赖恩(Brian D.Ray)博士表示。
他介绍，在过去15年，全球都有家长主导的以家庭为基地的学习形式，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韩国、波兰、捷克、墨西哥等国家都有大量的家庭学校存在。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潮流，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孩子所接受的教育。” 布赖恩博士说。
长期关注中国在家上学发展的杨东平也持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今天之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在寻找新的教育模式，是为了探讨更加符合儿童成长需要的、更加有价值、有意义的教育。教育创新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彰显，而非仅仅是对学校教育的逃避。
“这种在体制外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和教育生长，最终会成为改变体制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教育变革的真正动力是在基层，在草根，在千千万万的学习型组织、家庭和个人”。
与之同时，民间的教育改革力量亦在集结之中。
不久前，在一场名为“学在民间：在家上学＆多元教育国际研讨会”上，由国内众多在家上学的实践者与研究者合作达成了一份名为“北京共识”的文本，可视作当下国内该领域的纲领性文本。
在这份“北京共识”中明确提出：在家上学有利于克服大一统学校教育的弊端，因材施教，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教育；有利于多元文化的传承和多样化的教育创新；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个性发展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习型家庭和学习型个人的建设，是对正规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是学习化时代一种崭新的教育探索。
此外，“北京共识”对国内在家上学发展的几个瓶颈问题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显示出初步的民间力图推动官民互动的理性姿态。
比如，“北京共识”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在家上学模式，以确保在家上学孩子的学习权和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选择权”。
有国内法律专家表示，现行法律其实为在家上学已预留了可能性空间。在《义务教育法》第十四条中规定，“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它提示，通过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可以使在家上学合法化的某种路径。
此外，针对在家上学导致孩子社会化欠缺的问题，“北京共识”也倡言，家长充分利用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等社会教育资源，利用社区的资源优势给孩子提供各方面实践、锻炼的机会，让孩子在活动中充分融入社会。
尽管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参与在家上学的家长普遍对未来抱有信心。前述《报告》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48.60%的家长认为在家上学会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
布赖恩博士觉得政府以及部分公众对在家上学这种新教育模式颇为纠结的心态，实际上源自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是国家管这个孩子，还是家长管这个孩子？”
他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上述问题：布赖恩与妻子结婚35年，生育了7个女儿和1个儿子。所有的子女都是家庭教育中培养出来的，从未上过公立或私立学校。而这个大家庭的第三代，也开始了在家上学的历程。
“我很负责地说，他们都是出色的孩子。” 布莱恩博士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