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重阳节别名“登高节”、“茱萸节”、“菊花节”等，在有些地方也被称为“祝寿节”、“女儿节”等，今天也被称为“老人节”、“敬老节”。

重阳节起源很早，在漫长的传续过程中，重阳节逐渐成为深具中国民俗文化特征的重要节日之一。两千多年来，对生命归宿的追求作为重阳节深层结构中的基本内涵没有发生改变，人们熟悉的毛泽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等词句，就高度概括了这一节日所蕴涵的丰富的时空观和生命感。

但在发展过程中，重阳节还融合了敬老养老的儒家理想与孝道伦理，也融合了道教养生贵生、驱邪求寿的世俗理念，逐渐由最初的天伦祈祀型国家大礼转变为人伦娱乐型的民间佳节，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全民传统节日。如今，在全球化老龄工作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成为我国老龄工作的一个集中点，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内涵的重要的社会性节日，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重阳节的起源

关于重阳节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

古人认为，因为古老的《易经》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又因“九”在个位数中最大，所以古人以“九”为最高；而且夏历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又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古人认为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因此把九月九日叫作重阳节。这种说法的形成还与魏文帝曹丕的解释密切相关。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曹丕的说法说明这一认识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但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附会成份，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这是因为，最初的“重阳节”并非一开始就确定在农历九月九日，“阳”也并非只指日月两个天体，“重”也并非仅指“二”这个数。另外，《易经》天之数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系天故取其奇为灾岁数”，可见“重九”并不是吉利之数，有时却是大凶之数。

综合后人的研究，重阳节的来源应该说比这说法复杂。它和从远古到上古时期两个非常矛盾的先民习俗——九月庆和九月祭，以及先民天神互通的原始信仰与火神死亡崇拜有紧密联系。

上古九月的庆典习俗

对于农耕社会来讲，农历九月农事基本完毕，因此从远古开始，华夏先民往往将丰年庆典和祭神祀祖等活动安排在九月。

《吕氏春秋·季秋纪》载：“(九月)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并且说“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獀马。”可见在季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先民普遍存在着飨天帝、祭恩祖等岁时活动，而且这一习俗在战国时期还被统治者加以条令化和典章化。

由于这是一种丰年庆活动，所以九月庆典习俗明显带有酒神狂欢的色彩和特点，有着大量娱乐内容（“祭神”、“飨帝”、“田猎”、“野宴”等）。后人普遍认为汉代以后九九重阳节的野宴、饮酒、歌舞等习俗即源于先秦的九月庆典。所以有人把先秦的九月庆典看作是中国的酒神节。除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外，古匈奴族、高山族和壮族都有着多样的九月庆典活动，其中高山族阿美人和壮族的九月节庆活动还一直延续至今。

先秦的火神死亡崇拜

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非常崇拜火和火神。先民把一颗亮度很强的恒星——心宿二星看作是火神的化身，称其“大火”或“大辰”、“心”，并把它当作古代季节星宿的标志，通过观察“大火”出没的位置来确定季节转换。由于其具有划分季节的作用，传说在四千多年前的颛顼时代，就设立了火正的官职专门负责观测这颗恒星。

由于“大火”星在季秋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为“九月内火”，“内”是隐入的意思，“内火”指“大火”星隐入，意味着肃杀冬季的来临。由于先民御寒能力有限，加上冬季食物不足，许多人会在严寒中死去。火神的暂时“死亡”意味着妖恶横行、意味着许多人即将死亡，所以古人称之为“阳九之厄”。因此人们在九月举办各种仪式来祭奠火神祈求保佑。

我们今天无从知道当时祭奠仪式的具体情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仪式在先秦时期应该会很普遍。如今江南部分地区还有重阳祭灶的习俗，这应该是古代九月祭祀“大火”习俗的流传。先秦的这种火神死亡崇拜成为后来重阳节求“长生”、“消灾避邪”等习俗的主要来源，因此有人把重阳节也称作死亡节，把它和三月三（复活节）联系在一起，相互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构成了一组特定的节日系统。所以东晋《西京杂记》云：“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仕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而在巫术盛行的时代，人们习惯于创造一些带有象征性的习俗来达到避邪消厄的目的，其中最便于流传的是佩俗和食俗。而这正是后世重阳节诸多食俗和佩俗的源头。

上古的天神互通信仰和登高习俗

古人爱好登高，但它显然不同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个人情怀，也不同于现代人理解的娱乐或健身活动。远古人们爱好登高，这和他们的天神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古人普遍认为天地一开始是相通的，人与神可以互相来往。这个观念直到近代还广为流传。龚自珍《定庵续集》卷二《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古人认为天地相通是有一定途径的，而这个途径只能是自然物：一是高山，一是大树。以高山为天梯，见于《山海经》记载的就有昆仑、肇山、登葆山、灵山等，其中最着名者自然是昆仑山，因此昆仑山在上古神话中具有重要地位。以树为天梯，则不多，只有《山海经·海内南经》及《淮南子·地形训》所记之建木。《山海经·海内南经》谓“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璎，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晋郭璞为《山海经·海外南经》注云：“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由此可见，为通天升仙而登高应该是先民的重要习俗或原始信仰。

虽然形成后世重阳节的诸多习俗在上古就已存在，但这不等同于重阳节很早就成形。正如下雨一样，即使云中水汽达到超饱和状态，如果缺乏凝结核的话，也是不会下雨的。因此，这些习俗因子要成为重阳节的习俗，就需要一个凝结核——“重阳”概念的形成和具体日期的确立。在这一点上，先秦楚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仅首先创立了“重阳”这一概念，而且大体上确定了“重阳”的日期。而这一切又是和楚人追求登天拜谒先祖祝融的习俗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