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重阳节别名“登高节”、“茱萸节”、“菊花节”等,在有些地方也被称为“祝寿节”、“女儿节”等,今天也被称为“老人节”、“敬老节”。
重阳节起源很早,在漫长的传续过程中,重阳节逐渐成为深具中国民俗文化特征的重要节日之一。两千多年来,对生命归宿的追求作为重阳节深层结构中的基本内涵没有发生改变,人们熟悉的毛泽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等词句,就高度概括了这一节日所蕴涵的丰富的时空观和生命感。
但在发展过程中,重阳节还融合了敬老养老的儒家理想与孝道伦理,也融合了道教养生贵生、驱邪求寿的世俗理念,逐渐由最初的天伦祈祀型国家大礼转变为人伦娱乐型的民间佳节,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全民传统节日。如今,在全球化老龄工作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成为我国老龄工作的一个集中点,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内涵的重要的社会性节日,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重阳节的起源
关于重阳节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
古人认为,因为古老的《易经》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又因“九”在个位数中最大,所以古人以“九”为最高;而且夏历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又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古人认为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因此把九月九日叫作重阳节。这种说法的形成还与魏文帝曹丕的解释密切相关。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曹丕的说法说明这一认识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但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附会成份,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这是因为,最初的“重阳节”并非一开始就确定在农历九月九日,“阳”也并非只指日月两个天体,“重”也并非仅指“二”这个数。另外,《易经》天之数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系天故取其奇为灾岁数”,可见“重九”并不是吉利之数,有时却是大凶之数。
综合后人的研究,重阳节的来源应该说比这说法复杂。它和从远古到上古时期两个非常矛盾的先民习俗——九月庆和九月祭,以及先民天神互通的原始信仰与火神死亡崇拜有紧密联系。
上古九月的庆典习俗
对于农耕社会来讲,农历九月农事基本完毕,因此从远古开始,华夏先民往往将丰年庆典和祭神祀祖等活动安排在九月。
《吕氏春秋·季秋纪》载:“(九月)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并且说“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獀马。”可见在季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先民普遍存在着飨天帝、祭恩祖等岁时活动,而且这一习俗在战国时期还被统治者加以条令化和典章化。
由于这是一种丰年庆活动,所以九月庆典习俗明显带有酒神狂欢的色彩和特点,有着大量娱乐内容(“祭神”、“飨帝”、“田猎”、“野宴”等)。后人普遍认为汉代以后九九重阳节的野宴、饮酒、歌舞等习俗即源于先秦的九月庆典。所以有人把先秦的九月庆典看作是中国的酒神节。除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外,古匈奴族、高山族和壮族都有着多样的九月庆典活动,其中高山族阿美人和壮族的九月节庆活动还一直延续至今。
先秦的火神死亡崇拜
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非常崇拜火和火神。先民把一颗亮度很强的恒星——心宿二星看作是火神的化身,称其“大火”或“大辰”、“心”,并把它当作古代季节星宿的标志,通过观察“大火”出没的位置来确定季节转换。由于其具有划分季节的作用,传说在四千多年前的颛顼时代,就设立了火正的官职专门负责观测这颗恒星。
由于“大火”星在季秋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为“九月内火”,“内”是隐入的意思,“内火”指“大火”星隐入,意味着肃杀冬季的来临。由于先民御寒能力有限,加上冬季食物不足,许多人会在严寒中死去。火神的暂时“死亡”意味着妖恶横行、意味着许多人即将死亡,所以古人称之为“阳九之厄”。因此人们在九月举办各种仪式来祭奠火神祈求保佑。
我们今天无从知道当时祭奠仪式的具体情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仪式在先秦时期应该会很普遍。如今江南部分地区还有重阳祭灶的习俗,这应该是古代九月祭祀“大火”习俗的流传。先秦的这种火神死亡崇拜成为后来重阳节求“长生”、“消灾避邪”等习俗的主要来源,因此有人把重阳节也称作死亡节,把它和三月三(复活节)联系在一起,相互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构成了一组特定的节日系统。所以东晋《西京杂记》云:“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仕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而在巫术盛行的时代,人们习惯于创造一些带有象征性的习俗来达到避邪消厄的目的,其中最便于流传的是佩俗和食俗。而这正是后世重阳节诸多食俗和佩俗的源头。
上古的天神互通信仰和登高习俗
古人爱好登高,但它显然不同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个人情怀,也不同于现代人理解的娱乐或健身活动。远古人们爱好登高,这和他们的天神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古人普遍认为天地一开始是相通的,人与神可以互相来往。这个观念直到近代还广为流传。龚自珍《定庵续集》卷二《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古人认为天地相通是有一定途径的,而这个途径只能是自然物:一是高山,一是大树。以高山为天梯,见于《山海经》记载的就有昆仑、肇山、登葆山、灵山等,其中最着名者自然是昆仑山,因此昆仑山在上古神话中具有重要地位。以树为天梯,则不多,只有《山海经·海内南经》及《淮南子·地形训》所记之建木。《山海经·海内南经》谓“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璎,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晋郭璞为《山海经·海外南经》注云:“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由此可见,为通天升仙而登高应该是先民的重要习俗或原始信仰。
虽然形成后世重阳节的诸多习俗在上古就已存在,但这不等同于重阳节很早就成形。正如下雨一样,即使云中水汽达到超饱和状态,如果缺乏凝结核的话,也是不会下雨的。因此,这些习俗因子要成为重阳节的习俗,就需要一个凝结核——“重阳”概念的形成和具体日期的确立。在这一点上,先秦楚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仅首先创立了“重阳”这一概念,而且大体上确定了“重阳”的日期。而这一切又是和楚人追求登天拜谒先祖祝融的习俗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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