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友田，当代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诗集《煤海短歌》、儿童长诗《带血的泥哨》、《矿山鸟声》等10部，儿童知识读物《在黑宝石的家里》等。作品多次获奖，诗歌《我要演一个童工》被选入《少年朗诵诗选》，诗选《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被编入全国小学语文教科书。 我出生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小乡镇上，八岁进了镇上惟一的一所小学。父母都是文盲，但对我的学习却抓得很紧，因为他们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母亲只要见我放学回到家，第一句话就是“写字去!”写什么字她不管，只是守着我，看着我拿着铅笔在本子上画。我喜欢“写”，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喜欢作文，但不喜欢日记。作文有题目，大都是“我的老师”、“我的母亲”等，写的人和事都是自己熟悉的，能做到“得心应手”。而日记不仅要天天写，还要写出内容来，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就有一定难度了。我那时的日记几乎千篇一律，总是这么几句话：“清晨，我背着书包上学校，在路上，看到两条狗打架。看了一会儿，于是，就上学去了。”日记前还要填日期、天气、风向等。日期、天气都好填，风向怎么办?我就抓一把沙土向空中一撒，然后填上“东”或“东南”。因为不懂得日记的作用，不会观察生活，所以，小学时期总把日记当做负担。其实，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对积累生活、练习写作是有帮助的。现在小学校里面采用不定期的“日记”形式，给小学生们一定的思维空间，这是适宜他们的一种做法。 我虽然喜欢作文，但比较粗心，文中常出现错别字，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改过来。记得我有一篇作文被老师选出来贴在教室后墙上“示范”，但文中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别字，就是把因为不讲卫生而害了眼(眼睛红肿发炎，当地叫害眼)的“害”字，觉得与眼睛有关，就给加个目字旁，成了“瞎”字。“害了眼”成了“瞎了眼”。老师没看出来，一展览，同学们发现了，他们就嘲笑我：“你的眼睛不是好好的吗?怎么说瞎了?”“咱们以后就叫他‘孙瞎子’吧。”我气得跑到教室后墙边，把那篇作文撕了下来。——粗枝大叶害死人!小学毕业的那年正是家乡解放的前夕，我失学了，当时才十三岁。家里有四亩三分地，秋天到了，父亲买了一头小黑驴，让我割草喂它。小黑驴浑身的皮毛像黑缎子一般，四个蹄子却是雪白的，我给它起个外号叫“雪里站”。我高兴地背起草箕子，天天下地割青草。有时割草累了在树阴下乘凉，看到一群群学生放学回家，心中好羡慕。那些学生胸前别着一枚枚三角形的校徽，勾起我渴望学习的念头，就用铲子在沙地上不停地划着“”…… 家乡解放后，我想重上六年级。父母亲同意了，到学校一说，校长答复：来考一考吧。一天，我兴奋地走进教导处，那是三间大堂屋，教导主任让我坐在一张桌子前，以“难忘的一件事”为题作文。我看到这个题目，马上想起了我心爱的小黑驴“雪里站”。淮海战役打响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从徐州败退下来，路过家乡，不仅到处抓人带路，还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家乡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那是个冷冷清清异常恐怖的黄昏，几个反动派的败兵闯进我家，不由分说拉走了小黑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我伏在桌子上飞快地写起来，教导处老师学生出出进进，特别是下课的时候更是忙乱，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好像三间屋子里就坐着我一个人，我完全沉浸在故事里，像演员进入了角色。一会儿恐怖，一会儿愤慨，一会儿痛苦，感情随着情节的发展急骤地变化着，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己，一口气就写好了《难忘的一件事》。这时早已放学，屋里只有教导主任等着我。第二天，我就被通知录取了。 这次作文，也成了我难忘的一件事。 我那时虽然不懂文章作法之类的理论，但晓得一定要带着感情写自己熟悉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