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你以前受的教育里有比较多人格教育，现在没有吗？
A：不，以前的环境也是没有道德。
但为什么现在更需要，是因为国家进化。我理想中的国家文明阶段论：文明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公园有鸽子。意思是说，社会够富庶，人民不会缺乏蛋白质，去抓鸽子来吃，所以公园里会有鸽子。
第二阶段是厕所有免费卫生纸。这个台湾也做得到，资源够平均，大家不会把公共场所里的卫生纸一卷一卷带回家。
第三阶段进化到博爱座是空的，但是很多人站着。
第四阶段是坐火车不需要有人检查车票，这我们还做不到。若是能做到，那我们也就不会有连胜文枪击案时的国家信任危机。因为在文明社会里，我可以不喜欢你，但我不会对你不公不义。
文明社会第五阶段的考验，就是社会面对这次台大医院发生的ＨＩＶ器官移植错误事件的态度。能否以宽容的心看待之，而不是找一只代罪羔羊，把责任全部推给他，而是去检讨能否改进系统。
一个社会互信容易，互爱互谅很难。这次事情发生，我最痛苦的是，大家一直问：「谁要负责？」「谁要下台？」
文明社会是我们所有人努力的目标。所有教育的理想，是训练下一代的人建立起文明社会，就是人格教育。有好的人格教育，知识发展也会更好。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去明尼苏达大学念书时的一个插曲。那时我三十三岁，室友十九岁，是一个大一新生。寒假宿舍公布，住一天的费用八元，请大家自己登记。我跟室友说：「哇！只要少登记一天，就可以赚八块。」室友用很奇怪的表情看我：「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那是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发现，我来自一个落后国家。
Q：七年前，四十五岁的时候，你写过一篇文章〈回家的路太远〉，说一辈子没有做过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又如何批评现在的学生没有热情？
A：没错，我的一生都是被安排。文章也写了：「问自己想做什么，却又想不出来……」那时面对人生有很大的迷惘、很低潮。
但是，从四十五岁到现在，我也有了很多新的人生体会。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念书时过目不忘，是你们所有人最憎恨的那种人，每次都第一名，就算大家都不及格，我还是一百分。
我在台大建立的叶克膜团队，拥有世界级的叶克膜技术。有一次国际外科学会在台北举办，叶克膜祖师巴特雷医师（Dr. Bartlett）参观台大医院时，在我的一个病人床前站了一个小时，直说：「Wonderful（太厉害了）！」后来到处跟人说台大叶克膜是世界最强团队之一。那时我真觉得「人定胜天、科技万能」。
后来这个病人恶化，没有可能好转，反而告诉我：「就不要再有压力了。」我常常在忙完一整天的事情，晚上十一点多去看他。这么多年过去，治疗过程的欣喜、挫折都忘记了。但唯一还有记忆的是两人午夜聊天，甚至相对无言，最后这段日子，两人的互信互谅，再无遗憾。从此，我知道医生诊断和开刀之外，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自己也未曾想到，七年前，我会以行政命令宣示：「安宁照顾是外科加护病房的工作重点。」因为我体悟到医师就是园丁，园丁不可能改变春夏秋冬，只能让花长得更好看。医师也不可能改变生老病死，但是可以尽量减少身体或是精神的痛苦。关键就是「尽力」而已。
Q：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学习是什么？
A：「university」（大学）这个英文字，字头universe是「宇宙、万有」的意思。我是民国七十五年大学毕业，如果你是台大电机系同一年毕业，那时最厉害的电脑就是Apple II。若把Apple II 弄得很熟、很厉害，然后就不学习了，你现在能做什么工作？就是博物馆管理员。这个世界一直变，我在大学医学院教育学到的专业，现在临床用的不到一成。早就进入终身学习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的能力。
Q：年轻时你的梦想是「人定胜天」，现在呢？
A：在一百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那些烈士有的结婚不到一年，就去参加黄花岗之役。数百个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进攻两广总督，对抗十二万的清军。他们是用什么心情出发？为什么？我后来想通，他们就是存心去死，因为决定用这种死来唤醒中国人。我想人因有梦想伟大。但是黄花岗烈士的悲哀是：他的梦想不是他太太的梦想。
我现在的梦想是顺应春夏秋冬、生老病死的循环。医师虽无法改变生老病死，但能在人生过程中，让每一个人过得更快乐、更灿烂，如是而已。
今年五十二岁的柯文哲，台大医院创伤医学部主任，国际级的心肺重症专家。他可以让没有心脏的病人使用叶克膜（ＥＣＭＯ），维持十六天生命，再接受心脏移植，最后清醒的自己走路出医院。至今用叶克膜救治人数超过一千五百人，是世界第一，其中包括台中市市长夫人邵晓玲。
柯文哲受老师朱树勋影响，进入外科加护病房，成为台湾重症医学教育家。他推动台湾器官捐赠移植网路登录系统和器官劝募网络系统，接受《康健》杂志访问时说：「我还以为将来可以因为这些，得医疗奉献奖，但没想到却因此下台。」
最近让他声名大噪的，不是因为外科专业，而是台大医院爆发误植爱滋器官疏失。柯文哲是当时的器官移植小组召集人，他毫不修饰的发言，总是引起媒体注目。
「这么烂的制度是谁设计的？是偶！人是我招考、我训练、我管理，作业手册全部是我写的，我负责呀！」柯文哲是目前为止，唯一被惩处的人，直言不讳、一肩承担的个性，也让他俨然成为悲剧英雄。
柯文哲在立法院简短的报告指出，这个案子是典型的瑞士乳酪理论，每个错误就像乳酪的洞，都恰巧没有堵上，光就穿过去了。「这个洞要挡住，不是用ＳＯＰ（标准作业流程），是人对工作的热情。」
年轻时的柯文哲曾相信「人定胜天」。他描述自己医术日益精进，跻身名医后，看到数据和心电图，还没看到病人就脱口说：「急性心肌炎」。但现在，在他的眼中，又重新看到在家庭和社会中牵扯不清的「病人」；而非数字和病理报告中呈现的「病」。
中间经过的心情挣扎，曾经让他想要出家。七年前他写过一篇文章〈回家的路太远〉描绘他功成名就背后的心情：「我的人生太顺利了，三十五岁就当上主治兼外科加护病房主任……但我不快乐，连家都不想回。这辈子我从来没有做过自己想做的事。我念台大医学系，不是因为想当医生，是我爸爸帮我填的志愿，结婚是我妈妈替我相亲，至于要生几个孩子，我太太做的主。但我问自己想做什么，却想不出来……巡一趟病房，三十秒内要决定病人生死，情感就成了奢侈品。现在我对人完全无感，人的心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不想知道也不用知道……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突然渴望家人的拥抱时，家已经不是个家了……」
柯文哲说自己是很糟糕的爸爸、缺席的爸爸，从头到尾都缺席。孩子小的时候看到他时，都只有在他睡觉的时候，那时孩子还以为「爸爸」的意思是「睡觉」。
柯文哲一直跟「生死」学习，从人定胜天的骄傲，到敬天爱人的谦卑。这一次的ＨＩＶ误植事件，他又有什么人生体悟？
Q：你自己是老师，在台大医学院教全台湾最聪明的学生。你觉得这群学生最棒的是什么？最缺少的又是什么？
A：我最近很想问学生：「你们认为台大医院是台湾的台大医院？还是台湾大学的台大医院？」因为在这里聚集全台湾最精英的学生，若是受了教育后，每一个都成为「人格者」，那么放出去全台湾，不管到哪里，对台湾社会都有好的影响，台湾就会提升。
但是，现在我觉得，台大医学院虽有台湾最好的学生，但我们教得不好。最惭愧的是，人格教育失败。我深深感受，国家力量在国民全体。我的理论是「Ａ的Ｎ次方理论」：若是Ａ大于一，Ａ的Ｎ次方答案就会无穷大；但若Ａ小于一，其结果就会趋近于零。这个底数Ａ，就像是一个一个学生。若是每一个学生，愿意自己付出给社会的多于自己获得的一点点，所有人累积起来，就会变成无穷大。但是，若是每一个学生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去多拿一点，就是底数Ａ小于一，最后总和起来趋近于零。
现在学生当然是愈来愈聪明，我不相信什么一代不如一代。新的一代用更新的工具，学习更多的东西。只是，学校和老师是否能够在人格教育上，让他们学习付出多一点，发扬Ａ的Ｎ次方理论？
Q：你说的「人格教育」和「品格教育」有什么不同？
A：人格教育和品格教育当然不同。大家对于品格教育的期待是不说谎、不偷、孝顺……
但是，一个「人格者」是有道德勇气。看到不合理的事情时，敢说出来。我们要怎么样塑造一个环境，让学生看到不道德的事情，敢自由的讲出来，这是台大医学院现在最需要的教育。
其实，一个柯文哲的存在，是见证这个时代的荒谬。
你想想看，连胜文中了那一枪时，台大医院一个一百多年的公家医院发布的新闻稿，却没有柯文哲讲的话有信用，这是一个国家危机（编按：连胜文枪伤案后，柯文哲接受访问后说：「我看过伤口，看过电脑断层，我是深绿，难道你们不相信我吗？」）。这实在不是我们希望的社会。一个社会里的英雄太多，是不对的。我们不是要大家做人上人，应该要大家去做人中人。让多数人都在人群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一个社会的知识当然要进步。但若是只有知识发展，那等于在沙漠中盖摩天大楼。国家知识的建构，还是需要稳固的基础，只有拔尖，不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