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共建、小共建
“天天糖果果”是上一位有共建资格的孩子家长。2011年9月16日，她在论坛发帖询问“我们单位跟八中是共建单位，所以刚接到通知可以报名参加八中辅导班的入班考试，不知道要不要给孩子报名。”
她只有9天的思考时间，9月25日就是考试报名的日子，据说共建生入培训班的考试同“坑班”一样也是异常火爆。让“天天糖果果”犹豫的是“不太明白这一方式有多大用，不是觉得八中不够好，就是知道淘汰率太高，觉得希望不大。”
但她还是在单位给孩子报了名，参加了共建生辅导班入班考试，参加考试的孩子有600人，最终会根据成绩录取约220人左右。
“天天糖果果”并没有把希望全抱在共建培训班上，她还是给孩子另外报了个“坑班”。
“天天糖果果”的故事是共建生发展到今天的真实情况之一，共建生多到了也得分三六九等。一所重点中学的共建单位，多的可达60多家，鱼龙相较，实力不足的共建单位就成为“陪着玩”的角色，而某些拥有强势资源和背景的单位却保持着与四五所重点学校的共建关系。
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校长闻风把这一现象分类为“大共建”和“小共建”，“天天糖果果”的单位就是“大共建”，“大共建”单位的孩子参加考试更多地希望多获得一次机会，而“真正权力部门的子女根本不需要考试，保证100%的名额，这个叫‘小共建’。”
据他介绍，所谓的“小共建”，多为“中”字头的强势部门和大型垄断国企，这些部门的共建学校，对其子弟都是一比一的录取，每年有多少孩子都可以进去，没有名额限制。
而“大共建”的单位职工，入学的几率就远远小于“小共建”的单位，不但需要考试，还需要“拼爹”。拼爹的筹码是家长与单位工会或者“共建办公室”负责人的关系和自身在单位的地位，“至少也得是个中层干部，而且最好不要遇到同单位职工结婚生子上学的高峰。”
不过，无论是“大共建”、“小共建”，这些参与共建的学校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小学。此外，另一个共同点是共建生入学无论考试与否都需要交钱，这也是学校乐于与这些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达成共建关系的重要物质原因。
北京某区教委工作人员透露，按照该区政策，学校不得直接收取共建生的费用，家长必须将费用交给区教委，区教委再向学校返还80%。
每个共建单位需要交纳多少费用，各个名校共建生的具体数量、收费标准，这些敏感数字，都无法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到。
不公开的另一个口子是，共建名额还可转让。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不仅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以共建的名义入学，还可以通过自身力量疏通学校与共建单位的关系，帮助亲友等通过自掏共建费用，以共建生的名额进入学校，被帮助的人如果给予答谢，还有个堂而皇之的名目—“占位费”。
凡此种种，不仅加剧了小升初考试的不公平，更把“共建生”这一形式变得神龙见首不见尾。截至目前，关于共建生招生名额与招生比例是十年来最大的谜题。
“我亲爱的孩子，想必你已经清楚了小升初是一个战场，想必你已经意识到你将独自奋战，想必你已经具足了披着金刚铠甲去参战的勇气，想必你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做一个逃兵……”
这是一位家长为自己即将走上小升初战场的孩子写的“送行诗”，对于那些无门无路的普通父母，他们只能期待孩子独自奋战，成为“牛孩”。
然而，在同一场“战争”中，却有一些孩子可以凭借父母的力量，直接跨过厮杀与恶战。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共建生”，作为北京小升初考试中的一种入学形式，已经被光明正大地应用了整整10年。但是，在“共建生”三个字之下，却隐藏起了诸多的黑暗地带，有专家直言“这一被异化的升学特权，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利益链”。
与权力最近的孩子
2003年3月13日，在北京市教委正式公布的《关于做好2003年小学、初中入学工作的通知》中，首次出现了“学校可以按报经区县教委批准的名单接收‘共建’单位的职工子弟入学”的表述，共建生得以制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首善之城北京只有十年历史，事实上，它有着悠久的“红色”传统，几乎与共和国同龄。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短暂存在过一批为官员后代集中提供教育的‘干部子弟学校’，但这种特殊的学校形式旋即就在1955年被通令取消，原因是与“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相抵触。”在《南方周末》的报道《“条子生”、“共建生”难以革除的权力择校》中，这段历史被描绘了出来。
那时的北京城，官员扎堆，各种各样的干部子弟学校如六一幼儿园、育才小学、育英学校、八一小学(今八一中学)、101中学等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老区迁入北京。这些“干部子弟学校模式”的提出者是徐特立，其本意是在战争年代“为了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抗战救国，也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培养成才”。
但是这些干部子弟学校从迁往北京后，渐渐变了味道，成为“红二代”的专属，据公开报道，在当年的干部子弟学校，有学生“不听老师的话，和老师顶嘴，甚至骂老师。有的学生还说：‘反正老师不能开除我，我爸爸还管着学校哩！’”
最终，这一政策引起了毛泽东等最高领导的重视。1953年，周恩来视察101中学时明确提出：干部子弟不能变成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1955年，京城所有干部子弟学校被通令逐步转型为普通中小学，开始接受社会其他阶层的孩子。
干部子弟学校在1955年被取消设置，干部子弟的教育“特权”却并未被斩尽。
及至上世纪80年代，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的教育再一次以“必须这样”的理由浮出水面：在外交领域，由于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多数常年在外，必须委托一所学校集中管理他们的子女；在军队，由于“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与政治关系，部队大院的孩子也必须得到教育的支持，才能令家长安心保家卫国……于是，事实上的共建生出现了。同时，那些暂不具备“必须这样”的政府部门官员，开始写起了“条子”，身居要职的领导人给重点学校负责人批条子是无法令学校拒绝的理由。
“共建生”与“条子生”的雏形暗暗运行了十余年之后，北京市小升初升学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1998年，北京市小升初取消了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和电脑派位，具体来说就是将一个区域内的学校招生名额平均分配，适龄学生进入哪所中学随机抽选。此举为了减轻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实行就近免试入学，但是这所谓的“平衡”却似乎在政策层面阻断了特权阶层子女的上学路。
与此同时，电脑派位引发了多个相关方的不满—名校不满生源质量下降；权力机构的家长不满孩子被派位到普通学校；普通家庭家长也不满自己成绩优秀的孩子不能上名校。此时，恪守就近、免试电脑派位的国家政策，多年之后，教育资源均衡的目标或可达到。但政策却迅速变形—名校开始通过培训班“点招”优秀生源；“条子生”将权力变现为个体的升学捷径；“共建生”则揉和权力和金钱，让少数人公开优先享有优质教育资源。
2003年，一直暗地运作的“共建生”第一次直接出现在北京市教委的政策文本中，名校与国家部委、大型国企等权势机构展开了正式合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治理择校热的建议》中直接指出：“重点学校与权势部门以‘共建’的名义招收‘共建生’，是权势部门典型的以权谋私的行为，也是择校生政策难以革除的重要原因。”
但坊间的议论并未起到制衡之作用，从正式诞生之日起，共建生就以蓬勃的姿态恣意生长，发展到今天，共建的单位也从原来的部委机关发展到现在的各行各业，房地产商、街道、派出所等，他们与学校建立了透明的共建关系。不透明的仅仅是共建的门槛、招生的比例与其间的利益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