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22日公布了《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回应社会对学生负担日益沉重的关切。然而，面对这个被网民称为“史上最严减负新规”的规定，学生、家长和老师、学校对真正减负的信心依然不足。学生减负，这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的是教育体制、教育理念、用人理念以及全社会对价值认可的彻底革新。
“国十条”的核心是“捍卫童年”
问：教育部正式公布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包括：“零起点”教学，不留书面家庭作业，一到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全面取消百分制等规定。您怎么看这次出台的规定？
孙云晓：这次教育部采取了从未有过的坚决而系统的措施。可以看出教育部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打素质教育的攻坚战。这个攻坚战的核心是“捍卫童年”，要打破枷锁，解放孩子，为培养创新人才开辟道路。
问：您提到了“捍卫童年”，是要捍卫什么样的童年？
孙云晓：捍卫童年是个很大的命题。我认为，捍卫童年就是捍卫儿童的权利。无论是从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还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明确了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拥有四大基本权利：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这些是我们必须达到，但目前仍没有完全实现的目标。
问：没有完全实现的这四大基本权利，跟当前小学生面临的学习压力有怎样的关系？
孙云晓：我们先说儿童的生存权。儿童要健康的生存，需要良好的睡眠、营养以及运动。就拿睡眠来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连续10年对全国的中小学生进行跟踪比对，1999年有近半数的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而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达到近八成。研究表明，每天少睡觉1小时，相当于铅中毒。而这10年来，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的情况是不断恶化的。再比如运动，儿童现在运动不足，跟他们面临的学习压力也是有关系的。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我们没有完全实现对儿童生存权的保护。
第二是儿童的发展权。在我国，儿童的发展权的核心内容被定义为受教育权。可是受教育绝不仅仅是特别重视语数外，“考啥学啥”。发展权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概念，我们现在很多儿童的社会实践、动手能力还不行，艺术、科技等方面的能力发展得还不够。
第三是受保护权。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童年恐慌”。 现在过重的学习压力已经造成儿童恐慌，自杀、心理有问题的儿童为数不少。我们不仅没有保护好儿童，而且学校、社会、家庭还联手以神圣的名义摧残他们。
第四是参与权。一切与儿童有关的事情，他们都有权参与，表达他们的意见。可是，应试教育就像一列呼啸而过的列车，哪里能听得到儿童的声音？
问：所以现在教育部要拿出具体办法来“捍卫童年”？
孙云晓：我们已经到了再次发出“救救孩子”呼声的时候了。相信教育部也感受到来自全社会的巨大压力，他们也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来了。这次“亮剑”的十条禁令很不像教育部往常的做法。以前的教育部像个温和的老者，现在则像勇猛的斗士。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减负”会面临什么问题
问：不搞统一考试、不留作业，这样的规定看起来很让人高兴，但执行起来有困难吧？
孙云晓：这十条规定我都很赞成，我认为都是有道理、有根据、有必要的。但是我担心它比较难实现。如果没有足够的决心、意志力以及智慧，说不定就会“虎头蛇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规定和孩子父母的高期望，和“全民焦虑”的惯性是相对立的。
问：执行起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孙云晓：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一种是很多中小学校与教育部对着干。他们采取硬顶或者软顶的方式，继续考试、继续布置作业。而这样的消极抵制可能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因为很多地方把升学率当作最核心目标和评价方式。地方政府考核评价教育局长、学校校长的时候，就看你的升学率。升学率上不去，局长和校长就有被拿下的危险。
如果教育部能排除阻力，真正让中小学“减负”，可能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学校内部负担减轻了，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社会上的补习班。就像日本、韩国走过的道路一样—学校办素质教育，社会办应试教育。
问：取消百分制，采用等级评价，会不会仍在孩子中间产生等级的区别？这两种评价方式有本质区别吗？
孙云晓：取消百分制，实际上是淡化分数的压力。对孩子来说，考99分和考94分、91分差别不大。百分制看上去很精细，其实扭曲了考核评价的意义，等级评价是相对宽松的评价方式，当然它也不是完美的评价方式。世界上学习能力最强的国家是芬兰，他们没有考试没有分数，人家孩子没法评价了吗？没有！我们这只是折中的办法，大家觉得完全不考试、不评价接受不了，就采用了这种比较宽松的方式。
我们如今在努力改变教育模式，改变评价标准。应该加大力度强化和完善素质教育评价标准。比方说现在考试少了、作业少了，学校没布置书面作业，但有体验性作业。怎么评价体验性作业？怎么评价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这样的评价机制要建立起来。
“减负”不是教育部门 一家所能解决的
问：“减负”牵涉的面比较广，应该也是个比较复杂的工程？
孙云晓：教育部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也下了很大的决心。但在推进“减负”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
“减负”是一场牵动社会神经的改革，没有一系列配套的保障措施是很难实现的。比方说，现在有了这十条规定，如果学校不照办，教育主管部门该怎么办？如果学校留作业、违规补课，校长是不是可以免职？这时候，要看这十条规定能否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
现在的措施都是在教育部内部，在督导范围内，这些还很不够。我认为，减负不是教育部门一家所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教育部有了“减负”十条规定，国务院对各级政府也要有要求，对政府也应该有十条禁令。
问：这对家长来说，也应该是个新课题？
孙云晓：对。应该看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人们都需要一种平衡的状态，不能走极端。不能说原先布置的作业很多，现在什么作业都没了；不能说原来大家都很累，现在闲下来没事了。
“减负”以后，可能会有这么个问题：不布置作业，孩子很开心，家长慌了神。孩子没作业该干吗？怎么安排他的时间？谁来保证学习质量？说不定这会让不少家庭措手不及，也给家长们提出一个比较大的课题。这就需要给家庭教育更多指导，应该有针对性地作出妥善安排。没有家长们的理解和配合，“减负”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问：家长要承担比以前更多的责任了？
孙云晓：孩子越小，受家庭的影响越大。我们要给家长更多的帮助、指导、教育。全国现在有45万所家长学校，大多是中小学办的，应该借助这个平台发挥作用。还有家长委员会等组织要给父母引导、帮助。
我们的父母要改变观念。什么叫孩子的智力发展？智力发展绝不仅仅是盯着课本，一定要看到孩子智能的差异、一定要找到孩子真正感兴趣的方面、一定要培养孩子真正的兴趣。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生幸福的开端。对国家来说也是希望的开端。
一揽子教育改革为何不能一揽子出台
问：此次拟出台的规定提到了严格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但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事实，给就近入学带来不公平。很多人想方设法在名校周边买房，北京一些地区的学区房已经是天价。家长们从不均衡的教育布局中感受到的压力，肯定会传导给孩子。这方面，国家和地区教育部门有什么考虑吗？
孙云晓：择校是一种权利。想让孩子享受好的教育，到名校附近买房，为就近入学，无可厚非。应该承认目前教育资源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任务就是要均衡教育，要大面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这得有个过程。现在已经采取很多办法。比如北京，就让历史形成的名校兼并一些薄弱的学校，帮助薄弱学校提高水平、改进质量。北京一直在努力往均衡化发展，这使得就近入学成为可能。
问：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表示，小学生减负和中高考改革将是“一揽子工程”，目前还只是第一步。您觉得是把中高考制度先改好了，再来谈具体的减负合适，还是先以行政硬性规定减负，然后才能给深层次改革提供条件？
孙云晓：我国教育全面改革一定要逐步实现。现在让大家不重视中考、高考是不现实的，这两大考试目前还不能轻易动。为什么要先从小学生减负开始？因为小学生离中考、高考这些决定他们命运的关键性考试都比较远，解放他们比较有条件。从世界各国教育来看，小学阶段都是很轻松很快乐，中学以后开始慢慢加码。
儿童特别需要把天性释放出来。你要是束缚了他们，就是把民族的希望给束缚了。儿童没有快乐的童年，就没有幸福的未来。
问：教育领域的问题，给人的感觉是积重难返。高考作为教育方向的终极指挥棒，应该改、但是很难改。只要一想到高考，很多减负措施就显得无足轻重。您对高考制度改革有何预估？
孙云晓：我认为要改革高考制度，就先要把高中与高考脱钩。现在高考使高中成为高考机器。学校都把高考那几门功课看得很重，其他许多学科都放弃了。可是高中阶段要学习多少知识啊，青春期的问题、同伴交往、科学、艺术、心理健康等，这个阶段不能被学习、考试所完全占据。
所以我认为，高中就要完成高中的任务，而不仅是完成高考的任务。一方面，想要高考，就到社区去报名；另一方面，立法要求高中不准去查也不准公布学生的高考分数。所有的高中都不追逐分数，大家就能相对公平。
高考本身也要改革。高考应成为素质教育的指挥棒，而不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应该越来越重视对素质的考核，而不是考死记硬背。像美国高校录取学生，除了书面考试，特别看重服务社会的能力，你当没当过志愿者，服务过什么项目？我们也应该是这样，逐渐加大综合素质的评价，这就是高考改革的方向，也是教育发展的方向。
访谈者：郑劭清 文/傅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