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减负成为新学年开学最热的话题。据报道，青岛已领先一步，从新学期开始，全市千余所普通中小学均将接受市教育局委托的第三方定期监测，这在青岛市中小学诸项“减负”政策中可谓开风气之先。
舆论普遍认为，教育部发布减负新规，各地执行减负令，这是对学生负担的高度重视，然而，在笔者看来，重复发布缺乏实效的减负令，其实是政府教育部门在减负方面的不作为。
很多人对此可能不解，教育部发布规定，这是很负责任的态度啊，怎么是不作为呢？那么，请问，坐在办公室拟出10条、20条减负规定难吗？下发文件加以宣传，费功夫吗？正是由于拟规定不难、宣布不费力气，我国的减负令接连下发，可却没有效果。而教育部门喜欢发这类规定，还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转移公众视线。发布减负令可以表明教育部门对于减负的态度，也可视为对公众关切的学生负担问题的回应，但这不是真正解决学生负担沉重问题的途径。真正让学生的负担减下来，必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缓解择校热，同时改革中高考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但不管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还是改革中高考制度，都将向现有的既得利益和权力格局开刀，于是，既要回应公众，又不触及既得利益，也就只有发减负令的选择了。但这从本质上注定了减负令根本起不到效果。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关键在两方面，一是增加义务教育投入，二是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从锦标主义思想主导资源配置转为以均衡为首要责任配置），做到这两点，核心是改革教育投入和拨款体系，由政府主导教育拨款，变为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决策、监督政府拨款，如果有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预算，那么，公众就会在制订预算时，综合考虑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不同意把资源集中在少数优质学校，同时，政府也不能再想怎么拨就怎么拨，这就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扫除了障碍。可是，这无疑让政府教育部门交出了财权。
改革中高考制度，按照国家教改规划所确定的高考改革思路——打破一考定重视，推进考试和招生分离，探索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这要求政府教育部门实施一系列放权，把考试组织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机构，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学校，把选择权交给受教育者。
也就是说，如果真要让学生负担减轻下来，工夫在减负之外，取决于政府是否放权推进教育管理改革和中高考制度改革，由于没有实质的放权行动，在现有教育管理体系和升学考试制度框架的所有减负措施，再怎么严厉，其实都是“纸老虎”，是政府部门回避改革关键问题的形式主义文章。
二是增加教育行政权力。令人遗憾的是，在减负这一问题上，我们一直很难看到政府教育部门在主动推进以放权为核心的改革，反而却发现，教育部门在借发布减负令这一事儿，进一步增加行政权力。
在已有教育法律——《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不断发通知、规定治理学校管理、办学的做法，本就是行政治校思维，而非依法治校。我国教育行政化严重，一个具体的表现是，政府部门的通知、文件太多。现在有舆论对政府发布减负文件叫好，但别忘了，不管文件是什么内容，这种治理方式，性质就是行政化思维，是需要警惕的。
而减负令在规定学校、教师不得怎么做的时候，也为政府部门创造新的权力寻租机会——可借检查减负令的执行情况，对学校、教师提出新的行政性要求，于是，学生的负担没减轻，学校和教师的负担却进一步加重。这是我国近年来教育问题治理的共同走向——社会对某一教育问题十分不满，舆论呼吁政府高度重视，政府“顺应”呼声出台规定，行政部门的权力进一步增加，教育行政化问题加剧，原来的教育问题更为严重。
几十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发布的减负令已经上百条，可学生负担越治理越重，就是这一走向的具体体现。要治理教育问题，必须摆脱行政治理逻辑，警惕政府部门在治理教育问题时，动辄发文件、规定的做法，而要督促政府部门依法、依改革纲要精神放权，只有政府回归本位，不越权干涉学校，给学校办学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放权给学校自主办学，教育才能回归本位，学生的负担不需要减负令也自然会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