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职级制说到底是政府与校长的“权钱交易”，政府用钱将校长的行政级别买走。但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校长，拿走了行政级别以后，待遇反而没有原来高了，积极性肯定受到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褚宏启
7月26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启动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即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代之以需要定期考核评定、可上可下的“职级”，这项改革也被形容为给中小学校长脱“官帽”。
马鞍山的尝试并非“头啖汤”，此前，全国已有广东中山、上海、山东潍坊等多地为中小学校长摘除了“管帽”。但即便如此，马鞍山此次仍小心谨慎，仅选择博望区作为试点，而非全市范围内推进。
个别校长行政级别高过教育局官员
马鞍山博望区此次改革面对全区42所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校长，不再以学校的行政级别来定等级，而是以个人的综合能力评定职级，共分五个级别、十个等次，最高职级为“特级校长”，每月可享受职级津贴1000元。
此前，全国大多数中小学校长都有行政级别。1985年，国家在对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工资制度改革中，提出中小学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资待遇与行政级别挂靠，即市重点中学、区县重点中学、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完小)的校长分别挂靠正处级、副处级、科级和副科级，享受相应级别的干部待遇。
这种中小学校长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制度，引发了种种诟病。其中，学校“官本位”氛围严重被认为是最为严重的情况之一。“很多校长的级别比教育局官员还要高，教育局怎么能指导学校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表示，行政级别倒挂现象，造成政府与学校关系尴尬。
此外，这也加剧了学校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副县级校长肯定不愿意去正科级学校交流任职”，一名中部地区学校校长说。
教育局长兼高中书记解决副县级待遇
国家督学、湖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杨国旗就坦言，“长沙市的很多重点中学都是正县级，很多地方上很小的会，校长都要参加，占用了大量时间，使他们没办法去专心管理学校”，这也使得部分校长除了开会，对学校管理都无所谓。“现在整个国家都讲级别，都把人分三六九等。实际上国务院、教育部关于职级制改革的文件下发以后，我感觉至少在湖南，级别比过去更强化了，现在我们这里县里的示范高中都已经改成处级了”，杨国旗介绍，甚至很多县教育局的局长也都是通过兼任示范高中的党委书记来解决副县级待遇。
曾享受正科级别的潍坊某中学校长此前每年都要参加几十场与教育无关的会议，“有那个行政级别在，开会就会觉得很正常”，但他也承认，大量的会议占用了治理学校的精力和时间，但当时鲜少有人感觉不妥。
多地试点打破“官帽”实行职级制
呼声持续多年的“去行政化”，全国多地都对小学校长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其中，实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成为了部分地方探索中小学去行政化的主要途径。
1993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建立中小学校长职级系列的改革设想，并于次年开始在静安、卢湾两区先行试点。将校长分为五级十二等，即特级校长、一级校长(分二等)、二级校长(分四等)、三级校长(分四等)、四级校长(分二等)，2001年扩大至所有普通中小学，2007年开始进一步推行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职级制改革。
1999年，北京市西城区以及山东省潍坊市下属的高密市也开始了中小学校长职级制试点，其中，潍坊市在2004年底于全市全面推行。此后，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市，辽宁省沈阳市，湖北省武汉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等地也陆续开展了中小学校长职级制的试点。今年1月，山东省青岛市也迈入了试点行列中。
储朝晖表示，“职级制是让校长的级别和学校没有挂钩，是去行政化的一个环节，更侧重的是中小学校长的专业化”，其中关键一环，就是打破校长终身制的铁饭碗。
带有“官帽”的铁饭碗被打破了，校长的工作又该如何考核？目前，多地实行校长职级制的大体模式是，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定期对校长的工作进行考核，依据综合业务能力分多个等级，评定职级，并结合聘任制、任期制、校长交流制，代替此前校长“金字塔形”的行政结构模式。
校长担心工资待遇、升迁受影响
对于刚刚开始的改革，马鞍山市教育局办公室一名孟姓负责人坦言，这场改革此前已准备了六年。“我们从2008年开始着手此事，但当时比较敏感，涉及面又广，加上当时全国中部地区还没有做过。”他表示。
该工作人员也表示，当时教育系统曾与其他部门进行了沟通，“但有些部门不积极，因为一出事就不是小事”。他表示，做了风险评估后，多年来马鞍山只能保持观望态度。而在此次改革前，他们专门去了深圳、东北等地考察，规划了好几套方案。即使目前开始推进改革，也只选择了博望一个区“试行”。试点一年后，马鞍山市教育局还要对此评估，接着才考虑是否会在全市范围内推进。
“因为博望是一个新设立的区，一切都是新的，所涉及的各种利益交织会相对较少”，该工作人员坦言。由于“去行政化”将包括人员编制、组织干部管理和工资待遇等多方面，将涉及编办、财政以及组织部门等多部门，各层利益交织，沟通起来甚为繁杂。
“改到谁头上，谁利益必然受损”，孟姓工作人员表示，教育局最担心的就是校长的思想不够解放，不配合或难以适应改革。对此，教育局还专门在暑期为涉及到的校长组织了培训班，进行前期动员、政策宣讲。
改革必然触及中小学校长的个人利益。“总不能让一个中小学校长从零干起吧”，河南新乡一名中学校长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在她看来，去掉行政级别，就意味着工资待遇可能不会按照此前行政级别“只增不减”，一旦某次评估不合格，待遇就可能急转直下。实行职级制后校长按职级拿工资，而职级工资需要专门的财政拨款支持，能否将这笔资金落到实处，要看当地政府的财力。此外，由于所在县市区不同，校长职级和职级工资待遇差距较大，职级评审管理层次并未理顺。
“实际上，职级制说到底是政府与校长的‘权钱交易’，政府用钱将校长的行政级别买走。但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校长，拿走了行政级别以后，待遇反而没有原来高了，积极性肯定受到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褚宏启公开表态。即使已经推行了九年“去行政化”的广东中山，“行政化”的色彩仍未完全散去。
“虽然我们没了行政级别，但市里的一些重要会议，比如市委扩大会议等，市里几所直属学校的校长还都需要参加，有些文件还是要收”，中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校长李某(化名)表示。李某从2002年开始任职该校副校长，当时是正科级。2004年，随着校长职级制的实施，他也一夜之间变身普通教员。“我其实不太在乎这个行政级别，因为中山很少有副校长进入政府部门升迁的渠道”。但他仍有不适：“你没有级别，但别人还有级别，还是会对个人有影响的”。
在他看来，去行政化的方向是对的，但目前大环境还不适合。“要去行政化，就所有事业单位都去掉”。
“我们虽然没了行政级别，但当时同时上任的很多教育局官员级别都在升，我们如果想进入教育系统做行政工作，可能性更小了”，广东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校长坦言。
中国历来讲究“学而优则仕”，“去行政化”是否让校长向教育官员转型的通道变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指其原因在于官员选拔机制，他建议，配合去行政化，扩大当前官员选拔范围，采取竞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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