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的婚姻完全是由父母包办的。早在1912年，14岁的闻一多刚考上清华大学时，父母就为他订下了娃娃亲。对象叫高孝贞，黄冈路口人，比闻一多小4岁，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和闻家还是姨表亲。闻一多考上清华大学后，高孝贞的父亲就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出息的孩子，便主动来到闻家，提出要将女儿嫁给闻一多。闻一多的父母一想，如果闻、高两家能对亲，那就是大好事，既是门当户对，又是亲上加亲。
1922 年初，就在闻一多赴美留学前夕，他接到父亲催他回家结婚的信。对于这门婚事闻一多很不满意。但是，闻一多是个大孝子，还是回到了家乡，答应与高孝贞结婚。不过他向父亲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不向长辈行跪拜礼；二是不拜祖宗；三是婚后让高孝贞入学读书。父亲本来认为儿子的这三条提得不合理，但为了这门亲事，也就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婚后的高孝贞为人贤惠，也很能干，善解人意。因此，夫妻之间彼此也十分恩爱。不久，高孝贞女士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读书。进校后由于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想，加之有闻一多的熏陶和感染，高孝贞也从一个生活伴侣，逐渐成为了闻一多先生事业上的有力支持者。
高孝贞女士为闻一多养育了四男四女，四男是长子立鹤、次子立雕、三子立鹏，四子立鸿早夭；四女中的立瑛和立燕二人早夭。成人的有闻铭和闻。
闻一多先生遇害后，即1948年，高孝贞改名高真，带着儿女，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统区，投身到解放区。他的这一义举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赞扬，曾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全国解放后，高真女士又先后当选为河北省和北京市的政协委员。1983年11月，高真女士病逝，享年81岁。
闻一多先生被害时，长女闻铭才13岁，她也是父亲非常疼爱的儿女之一。闻先生生前给女儿闻铭的信中昵称她为"大妹"。闻铭在随母亲去解放区之前，曾偷偷跑到父亲牺牲的地方挖了两血土，装在自己做的两个小布袋里，至今仍精心地保存着。解放后，闻铭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文。毕业后曾给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当过翻译。苏联专家撤走后，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研究所工作。20世纪70年代，她笔录了母亲高真有关父亲事迹的口述，并整理成《闻一多牺牲前后纪实》一书出版。该书是研究闻一多的重要文献。
人称闻铭女士外秀内刚，她几乎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只要人们一谈到他的父亲闻一多先生被害的事，她就会泣不成声。闻铭女士现已离休。丈夫叫王克私，典型的军人风范，高大的身材，走起路来威风凛凛。王克私抗美援朝时，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服役。从朝鲜回来后，先在长春航校当教官，后进入人民大学工作，直到离休。
闻铭夫妇有一儿一女。儿子叫王丹鹰，现为中国新闻社小有名气的记者。女儿王丹梅，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等名牌大学留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颇有成绩。回国后，进入新华社总社工作。
闻一多先生的小女儿闻，在他的子女中，她是惟一一个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闻一多先生牺牲时，她才9岁。闻自幼聪颖。父亲去世后，闻随母亲来到解放区。北平解放后，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先学数学，后学中文。毕业后继承父亲的事业，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文化大革命" 开始不久，她被下放到山西一个山区农村小学教书。在一年的春天，生小孩刚满月的她就急着去给学生上课。那天放学时，天正下着大雨，学生每天回家要经过的那一条小河，河水上涨。她为了学生的安全，挽起裤腿，将学生一个个背过河去。由于河水冰凉，她因此患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导致周身关节变型。后因病情继续恶化，导致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出进都要坐轮椅。
20世纪70年代末期，闻调入北京师范学院工作。后因病情加重，因此退休。退休后的闻女士，凭着顽强的毅力，支撑着病体，仍然刻苦写作。1996年整理完了父亲的残稿《诗经通义》后，又写出了10余万字的《闻一多旧体诗文注释》一书。而今两书均已出版。闻女士有一个女儿叫闻丹岩，现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
闻家的后代人员众多。每年在闻一多先生的祭日，闻家的后代常常都会聚集在一起，在闻一多先生的遗像前拍上一张珍贵的合影，以此慰藉闻一多先生的在天之灵。
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身受重伤
闻立鹤（1927 -1981），又名高克。闻一多先生的长子，生于1927年。立鹤自幼天资聪颖，记性特别好。受父亲闻一多的影响，闻立鹤自幼跟着父亲读了不少诗。那时，闻一多先生几乎每天都要教子女们学唐诗，并给孩子们规定，谁要背不下来就要为父亲捶100下腿。不过，父亲的这一制度从没有难住小立鹤，因为他总是在兄弟之中第一个背诵下来。
闻立鹤读初中时，因体弱多病，曾休学一年，到了高二时，又因病辍学在家。但他凭着自己的天资，加上个人的勤奋，终于在家自学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并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为此，父亲闻一多万分高兴，还将自己心爱的一支派克钢笔作为奖品赠送给儿子。
闻立鹤和父亲一样，性格开朗，多才多艺，他不仅能写诗作画、唱歌、演戏，其外语也非常出众。
1946 年7月15日那天，闻立鹤刚满18岁。父亲参加了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先生被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散会后，那天，正好闻立鹤前去接父亲回家。他在和父亲返回西南联大西仓坡宿舍的途中，父子二人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当罪恶的枪声一响时，闻立鹤就已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他迅速转过身来，扑在已经倒在地上的父亲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好父亲。结果自己身上连中5弹，右腿被打伤，肺部被打穿，其中有一颗子弹从他背部穿过时，离心脏仅半寸。虽经多方抢救，身体还是留下了残疾。
闻立鹤伤愈后，在各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重返清华大学英语系继续读书。在这里，他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深仇大恨，一边读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从此，闻立鹤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领导下，拖着有些跛的右腿继续在清华园中从事革命活动。
1948年的下半年，闻立鹤清华大学没毕业就到了解放区，改名高克。在解放区，他进中央团校学习。全国解放后，闻立鹤进入铁路部门工作，历任铁道部团工委，政治部干事，天津铁路局党委副科长，工会指导员。
其后，闻立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都要受到冲击。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对党内一些不合情理的浮夸风等不良风气，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此被打成 "右派"分子，受尽了折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想利用他是闻一多之子的名气，要闻立鹤写文章批判《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他经过调查之后，了解到金敬迈的书并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些问题，当即予以拒绝。因此得罪了某些权贵，使他两次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在下放劳动期间，闻立鹤利用休息时间刻苦钻研中文和外语。1975年，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外语能力很强，于是调他任天津外语学院教务处处长，其后升任副院长。
在"四人帮"横行的丙辰清明那天，闻立鹤专程从天津赶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创作了一首深切缅怀周恩来总理的词《贺新郎》，同时表达了对"四人帮"迫害周恩来的极大愤怒。
" 四人帮"一倒台，闻立鹤异常高兴。从此他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身体开始衰弱。那时，由于"四人帮"刚刚倒台，一些"左" 的东西还存在。直到1979年的1月他过去在铁路部门工作时所受的不实之词，还没有得到平反，于是闻立鹤多次向原单位提出平反要求，但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气愤和痛苦一直困扰着他，致使他患上抑郁症。
从此，闻立鹤一病不起。病重期间，邓颖超十分关心他，并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了解治疗情况。时任天津市委领导的胡启立同志还专程到医院去看望了他。各级领导的关怀使闻立鹤很受感动。患病期间，闻立鹤仍然坚持每天学习英语，还打算病愈之后将父亲的诗译成英文出版。然而，无情的病魔终于于1981年3月13日夺去了他的生命。
闻立鹤去世后，家属根据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昆明的滇池之中，因为，那儿是父亲洒尽热血的地方。
闻立鹤的夫人彭鸿德女士，陪伴丈夫闻立鹤度过了风风雨雨的一生。他们婚后有两个女儿。长女高晓红，大学毕业生，在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工作，高级工程师。次女闻丹忆，中国医科大学硕士毕业后，又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深造，现在美国从事生物工程研究。
次子闻立雕：永远藏着对父亲的歉疚
闻立雕（1928-），又名韦英，闻一多先生的次子。在闻立雕的一生中，他时刻记住父亲的一句名言："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句话既是父亲闻一多一生的写照，也是儿子闻立雕人生的座右铭。
少年时代的闻立雕在兄弟之中是脾气最躁的一个，有些淘气的他和父亲经常闹一点小别扭。那是在读小学二年级时，他因犯了胃病，一天中午没有回家吃饭。为此，父亲闻一多不放心，就吩咐保姆带了一杯牛奶到学校去看儿子闻立雕。保姆到学校后还告诉立雕说："先生知道你的胃有些不舒服，很放心不下，叫我来看看你，还叫你把牛奶喝了。"保姆回家后，告诉先生，立雕的胃病还没好。闻一多听后有些着急，就亲自在家里拿了些药赶到学校，找到儿子，要他把药服下去。可小立雕认为，父亲这样让他在同学面前丢了脸，于是对着父亲大吵大闹。而父亲却一声不吭，坚持要立雕服了药后就走了。
像这样在父母面前"无理取闹" 的事，在少年时代的立雕身上时有发生。自从父亲离开他们后，闻立雕才体会到了父亲的伟大，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还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他在子女身上倾注了所有的父爱。从此，他心中一直藏着对父亲的歉疚。闻立雕还曾对记者说过："我曾读一篇文章，从前一个年轻人因为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在一天下大雨时，他就站在雨中任雨水冲刷。这时别人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我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说到这里，他还告诉记者，我想我也是这样，我也应该到大雨里去，让雨水冲刷掉我对父亲的歉疚。
父亲被害后，闻立雕于1948年的上半年，随母亲高孝贞一同来到了解放区。为了安全起见，改名韦英，自此以后，一直叫韦英，本名闻立雕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闻立雕到解放区后，先入北方大学文学系学习，后进入中央团校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团中央工作。在团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被调到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在那里他工作了整整15年后，才被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
"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闻立雕被调到新疆自治区委宣传部工作，直到1978年的春天，才调回北京，在中央宣传部宣传局任副局级调研员。一直到他离休。离休后的闻立雕，并没闲着，一心致力于《闻一多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付出心血的《闻一多全集》。
闻立雕先生的夫人杜春华与他在中央团校是同学，他们也是在这里相恋，并结为伉俪的。杜春华女士早年在延大附中读书，毕业后才进入中央团校。而今的杜春华女士已离休。他们夫妻生育一儿一女。儿子闻黎明，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女儿闻军，比哥哥小两岁，"文革"期间与哥哥一起到北大荒插队。后来知青返城，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父母身边只能留一个子女，于是哥哥闻黎明回到了父亲身边，闻军继续留北大荒。后闻军与一名上海知青恋爱结婚，便离开北大荒，进入江苏南通市一家合成纤维厂当工人，后从事档案工作。
三子闻立鹏：承袭了父亲的美术爱好
闻立鹏（1931 -），著名的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47年入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其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1963年毕业于该院油画研究班后留校任教。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协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其代表作《红烛颂》获第五届全国美展三等奖，北京美展二等奖。该画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另外，闻立鹏教授还有其他不少作品获全国美展大奖，并被海内外一些权威美术馆、博物馆所收藏。巴黎国际艺术城曾为他举办过个人画展。闻立鹏的名字现已收录于英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出版的《远东名人录》中。
闻立鹏教授受父亲的影响，自幼就开始痴迷于绘画。那还是他们全家随父亲住在西南联大期间，本来是学美术的父亲虽然已不再从事绘画了，而偶尔兴趣来时，也顺手找来一张香烟广告纸，在反面画起来。当小立鹏第一次看到父亲画画时，感到异常惊讶，他非常喜欢父亲的这些随手所作的小画。后来，小立鹏偶尔在家中还能看到父亲为一些书刊画的插图和封面，这是一些艺术价值极高的精美作品。小立鹏总是用那惊奇的眼睛看着这些画。于是他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长大后要当一名画家的念头。那时的小立鹏多么希望父亲教他画画啊！然而，父亲实在太忙，直到父亲牺牲时，也没有能满足儿子学画的这一要求。 不过，小立鹏常常自己拿着画笔在纸上画起来。
父亲牺牲后，闻立鹏兄妹几个随母亲一起来到解放区。大概是1947年的夏天，一位首长带着一群从北平来到解放区的大学生来到他们住的院落里。这位首长看到瘦小的小立鹏手里拿着一个漂亮的小盒子时，有些不解地问道："这是什么？"
"这是我绘画用的水彩盒。"小立鹏答道。此时，小立鹏打开了话匣，将自己的这个水彩盒的来历一五一十地讲给首长们听。这个水彩盒是他们来解放区前，妈妈给他买的。在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时，为了轻装上阵，他们几乎仍掉了所有东西，如衣服、书籍等，只是舍不得扔掉这盒水彩。
首长听了小立鹏的水彩盒的故事后，知道他非常喜欢美术，就和他的母亲高真商量，决定把他送到北方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闻立鹏要当画家的梦终将可以变成现实了。
闻立鹏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留校后，院党委开始分配他在院团委任团委书记，这本来就不是他想干的事。然而作为一名受过党的教育的青年，自然还是要服从组织的安排。那时，闻立鹏在努力做好青年工作的同时，总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和几个青年教师一起作画。就这样整整坚持了三年多的时间。三年来，他所负责的学院共青团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院领导和师生的好评。三年过去了，一向梦寐当画家的闻立鹏终于走进了院领导的办公室，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通情达理的院领导知道闻立鹏的兴趣仍然在绘画时，并没有强求他干不愿干的事，于是又安排他插入油画系学习绘画。从此，闻立鹏在中央美术院一批名师的指导下，开始了向美术高峰的攀登。
只用了几年的功夫，闻立鹏在创作上便获得了丰收。在为小说《红岩》创作插图时，身为烈士后代的他，萌发了要用自己的画笔创作一幅关于烈士精神的作品的想法。为此，在1957年，他来到了重庆、昆明，深入调查了解了无数像父亲闻一多那样为新中国建立而洒尽热血的先烈们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事迹。以此为题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了一幅大型水墨画《血债》，塑造了一群革命烈士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其后又成功创作了巨幅油画《国际歌》。这是一幅在中国油画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以至于后来许多论及中国油画史的著作和文章，几乎都要提及闻立鹏教授的这一作品。
当"文化大革命 "的风暴席卷神州之时，这位烈士的后代也未能幸免于受到冲击与迫害。当这场运动开始时，"四人帮"的黑手就伸进了美术界，指使中央美院的一些愚昧无知的" 造反派"横扫了维纳斯、大卫等一批石膏教具。不久，康生等人还说画模特儿是资产阶级的情调，并下令美院教学要取消裸体模特。
然而，忠实于艺术的闻立鹏认为这是因为康生等人不懂艺术，并很天真地给当时所谓"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公开指出康生关于模特的批示违背了艺术规律，并要求恢复模特制度。因此，惹下了大祸。造反派指责他"炮打康生，胆大包天"，并说他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于是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整整关了75天后，红卫兵又将他作为重点进行隔离审查，后被送到军垦农场边劳动边审查。
粉碎"四人帮"后，艺术的春天再度降临到神州大地之时，压抑已久的闻立鹏的创作欲望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根据张志新烈士的事迹创作了《大地的女儿》，又根据父亲的著名诗篇《红烛》创作了巨幅饮誉海内外的油画《红烛》，从而在父亲开创的艺术道路上终于登上了艺术之巅。
闻立鹏教授的夫人是一名书法高手。闻立鹏先生的《红烛》一画上面用篆字题写的《红烛序诗》就是出自夫人之手。
闻立鹏教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闻丹青。"文革"期间，他小学毕业后，随着城市青年插队落户的大军，下放到北京郊县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返城后，当过运煤球的工人，整天拉着板车，来往各家运送计划供应的煤。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生活里，闻丹青在父亲的指导下，仍然坚持自学，终于步入了艺术的殿堂，当了一名《中国摄影报》的记者。现在，闻丹青在北京一家摄影公司工作。闻立鹏教授的二儿子闻丹叶，先前在美术学院附中附设的一家工厂里当工人，后来因患癫痫病，在家休息。
孙子闻黎明：要走爷爷的路
闻黎明（1950-），闻一多先生的长孙，闻一多先生的二子闻立雕之子。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近代文学会闻一多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秘书长，以及全国闻一多研究会的理事。
闻黎明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正值"四人帮"横行之际。那时，许多青年学生受一时之蒙蔽，跟随"四人帮"闹革命，荒废了自己人生的大好光阴，而闻黎明在那所谓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岁月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17岁那年，闻黎明被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别人下兵团带的全是 "红宝书"，他也和别人一样带几本"红宝书"，不过，除此之外，他还暗中带了不少古籍。每天晚上，当人们已经入睡后，闻黎明在那昏暗的煤油灯下，开始了对屈原的作品《离骚》的研究与注释。屈原的伟大人格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73年，闻黎明结束了兵团的劳动锻炼以后，被安排到新疆大学化学系当一名实验员。当化学实验员对他来说，是一项非常陌生的工作。然而，闻黎明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之刻苦精神，很快就成了一名出色的实验员。并且还凭着自己的摸索，学得了一手修理天平及其他化学实验仪器的技术。在当实验员期间，闻黎明仍然没有忘记对自己热爱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时，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到中文系去听课，尤其是古代文学课，几乎是每堂必听。
1974年，闻黎明被送入北大历史系学习，虽然没能如愿进入中文系，但是，他总是在学完历史专业的课程后，埋头于学校的图书馆，攻读古籍，还抽时间到考古系或中文系去听古典文学课。在学习中，如果遇到有弄不懂的问题，常常在星期天上老师家去找"麻烦"。
1977年，闻黎明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在这里，闻黎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之中，他参加了祖父闻一多的遗著整理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传》、《爱国民主斗士》等。
闻黎明作为名门之后，丝毫没有那种人们常见的矜持和优越感。他之所以在人生道路上能够取得可喜的成绩就在于他有着一个崇高的志向一直在鞭策着他，这就是要走爷爷的路。闻黎明告诉记者，少年时代的他就决定了这个志向，他要像爷爷那样，一身正气，以爷爷的爱国情操及治学精神为楷模，踏踏实实地去干自己的事业，走自己的路。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江青等一伙人曾攻击闻黎明的祖父闻一多，说他是月薪拿400多元的资产阶级的教授，并指使当时的梁效写作组准备写文章对祖父进行批判，闻黎明告诉他们，毛主席、周恩来对爷爷曾作过极高的评价，何况他们的极高评价也是符合历史的。这是历史定论，任何人都不可能推翻。江青一伙碍于毛主席对闻一多的评价，因此才没敢动闻一多，也没敢动闻黎明。
"文革"中，闻黎明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期间，江青身边有一个女秘书，此人曾在清华大学当过打字员。这个女秘书的父亲是当时解放军某部队一位高级首长的女儿。这个女秘书的表哥与闻黎明是熟人，便想将他这个当秘书的表妹介绍给闻黎明作对象。闻黎明一听说此人在江青身边当秘书时，便摇了摇头对那位女秘书的表哥说："我不敢高攀！"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这可是高校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人问及此事时，闻黎明回答说："如果那时真的高攀上了，那就可有好戏看！"应该说，闻黎明对这位女秘书倒没有什么反感，只是出于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胡作非为而"恨屋及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