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和英语有个约定
中学以后才学英语的成功铁证
前些天在沪江网做讲座，回忆分享我在美国的留学经历。我个人的英语学习过程虽然不是计划中的讲座内容，但是难免会被问到，有这样三个关键信息浮出了水面：
第一，我是初中才开始第一次接触到英语。
第二，我考研时英语只有47分，无法提档。
第三，我是在没有考GRE的情况下进入UCLA应用语言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
把这几件事情加在一起，不难看出我的英语起步很晚，可以叫做大器晚成。形成这样的局面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就是当年我和英语有个约定。
我上小学的时候流行一句名言，叫做“不学ABC，照样干革命”。记得在我三、四年级的作文里还在喊这样的口号，只是并不真正知道ABC或英语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和叛徒、阶级敌人有关的东西罢了。那个年代主张造反、甚至交白卷，教学秩序是有一定的混乱，可是我看现在不论在社会哪个领域里出现的成功人士，都不乏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是不可理解为什么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不能客观地反思那一段的教育，而只是变本加厉地把自己的子嗣推进只有补课和考试的病态的、弱智的现代中国教育中去。
在那个教学秩序不是很规则的年代，我的英语学习的起步更成问题。到我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的“带帽”初中班开始学英语了。到了我的五年级上学期过完，因为春季入学秋季入学的变迁，我已经读了五年小学，十二周岁半了（这里的这些混乱，不是过来人也没必要去弄清楚了）。这时，我的父亲替我做出了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跳级。基于的理由更是没有逻辑可言，他们要支边，西部孩子入学年龄早，我如果年龄大了，要吃亏。于是他用了一个寒假的时间，教我初一的英语和代数，然后凭着一点人际关系和两次考试（好像是第一次代数考得不好），然后也不知为什么语文就可以不考，反正让我从五下跳到了初一下。
这个动作可以说对于一个正在关键成长期的孩子来说是近乎致命的，这不是赚了一年时间，而直接摧毁一个孩子的自信心。那一点点的功课，没有问题，我可以赶上，考试考得很好。但是我以前的五年是在同一个班级与其他同学朝夕相处，成绩优秀、体育出色，在班级里的地位很高。可是突然进了一个陌生的班级，比谁都小一岁、矮半个头，在一个足球样板学校踢校队的我，在新班级里竟然大半个学期捞不到上场机会，这实在不是个赚钱的买卖。
英语的学习不是跟同龄人一同起步，就已经很孤独乏味了。父亲的教法，大概是基于学习就得有痛苦才学得会这么个基本理念展开的，怎么痛苦怎么来。这样充满痛苦的起步之后又进入到一个没有自信的新班级，这个英语就不折不扣地成了我的“阶级敌人”了。
之后不久父亲作为科学院委派的访问学者出国工作了一年半，走之前有科学院系统的英语测试和培训，外教的口语测试他大概才得了三十几分，好像还是同事里最高的。可是他一趟澳洲回来，英语够用了，之后世界各处去跑，就没有问题了。感谢那个“交白卷”的时代，没有用无尽的考试扼杀我大脑里的独立思维空间，少年的我开始认真地思考英语的问题，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决定。
父亲的英语是祖父教的，祖父和我的外祖父、外祖母都是早年教会学校出来的，过去他们都可以跟“洋人”共事，时常还要看个原版的电影，“洋文”的水平是很高的。到了九十年代外祖父病入膏肓，很多事情都弄不大明白了，可是还能跟从美国来探望他的学生们的只会说英语的子孙辈直接对话。父亲的英语显然没有学到位，可是就短短的出国一年多，也就“过关”了。因此，少年的我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英语在中国的学校这样学，是学不出来的。于是我从内心深处跟英语订下了一个约定：学校里我就不打算学英语了，今生有缘到国外我补回来。
在以后的中学几年里，我的语文数理化史地各门功课都很出色，作业做出来总是提供给别人抄的，唯有这个英语没有感觉，老要去抄别人的。高考时带着九十几分的语文和七十几分的英语成绩算是进入了还说得过去南京大学，驰名全国的天文系。
这样的举动在高考录取率只有4%的当年不知是否明智，但肯定是一步险棋。而且我似乎有行这类险棋的偏好。到了高二开始学有机化学时，老师拼命渲染重要性，说每一年高考有机都要占到十几分。我一算账，才十几分要耗费我一学期？不干。所以有机化学我是基本没学，到了高考一共出现了十七分，有六分属于最基本的东西，稳拿分，其他的还可以一蒙，反正这一学期的时间换的值得。
进了大学，英语出了个情况叫做标准化考试，填ABCD，这样不但方便抄袭，还可以胡猜，英语的压力倒小了许多。带我公共英语课的老师是我中学的前辈校友，反复跟我们说，不学好英语，到时考研和出国都要受到影响。我呢，反正内心里跟极度痛恨的英语已经有了约定，就是没打算学了。去上课的次数越来越少，先是隔了很久去上一次课，到了教室门口见到老师不好意思，一低头混进去，到了大二下是老师一个学期看不到我，考试那天见到我，他不好意思，一低头躲开了！大二下最后一次考完，感觉不妙，跑到老师家登门拜访，谈心诉苦，最后成绩单上得了个60分。总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把所有的英语教材全部扔掉！
大一上完，学校新上任的年轻学者校长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改革，让我能够有机会转入了中文系（至今十分感谢这项改革尝试！）。在“伪学分制”的中国大学体系里，他们要求我从一年级重新开始，但是英语政治体育这些公共课可以把学分带过去。这样我的大学上了六年，尤其是在中文系，我是高年级的学生对付刚入校的新生，而且还没有几个学分的课，那可是呼风唤雨、如鱼得水的日子，老天把当年跳级的痛苦全给我补偿回来了。可就是这个英语，新生进来的水平要求比我那时更高了，我又不上课不考试，忘了好几年，也差不多忘光了。
到了中文系的同学两年学完，试点考四级，我也去凑热闹。因为不作为毕业要求，犯不上冒险去抄，所以唯一剩下的考试手段就是蒙了。蒙来蒙去，得了个四十几分，根本不沾边。到了考研的时候，算是咬着牙准备了英语，最后是个四十七分，不够五十分的提档线。虽然英语比别人少了三十几分，我的总分依然名列前茅。我去找了分管的副校长希望得到破格录取。门儿都没有。于是我跟现代汉语专业对外汉语教学方向的研究生无缘。
既然在学校有着如鱼得水的几年，我总有我的优势吧。我留校当老师了，直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实在痛恨这个术语，明明就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当时考研报的导师成了同事，考上他研究生的本科同学排成了我的学生辈。看这一大圈绕的。
从此我成了一名非常负责的教师。三年里没有缺过、调过、迟过一次课，在这个学科建设薄弱的新兴领域里，自己创设并得到批准开设了两门新课，参与了一个国家级的教材编写项目，作为第二作者（实际干活的作者）出版了一本教材。可是，在这勤奋工作的背后，有一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沉重，我天天站在讲台上跟学生说怎么学习（第二）语言，可是我自己并没有学通过一门，这实在是对我职业和人生的一种讽刺。更何况，我跟英语还有着一个约定，我欠着帐呐。
当时正是出国潮，我选择了加入。本校开的托福班，一周六个晚上上课，其中一个老师就是前面说的见到我一低头的那位的太太，自然免不了再登门去表表决心。不要命地认真学了一个学期，成绩从四百五左右（老托福）提高了一百分，后来正式考了567分。这个提高幅度如果是在当时最具盛名的上海前进学校是可以拿到他们的最高奖学金的（退还全部学费还另有奖金）。
当年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挑选留学的学校时只选专业排名最靠前的，一点缓冲都不留。用蹩脚的英语写下一封陈述信，痛陈GRE考试的无价值性，伴着那本出版的教材寄给了每一个学校。事后想来，如果不是因为UCLA在专业里的绝对垄断地位带给他们的自信和胸怀，如果不是当时系里的学术氛围正好也这么看待GRE和托福，如果不是当时系里没有本科生使得学生录取手续和学校行政有一点脱节的话，我这样的申请基本上就是自杀性的行为了。
当我七月份早早到了学校以后，系主任（就是那位要去卖药的哈佛博士）告诉我，需要把托福考到600分以上，需要有一个GRE成绩，不然跟学校的手续完成不了。他还特别重申，GRE考试实在无法代表第二语言的英语水平，我不必计较GRE的成绩。
托福再考，分数还下降了，原因在听力。国内戴耳机听，而在美国几百人的大教室前面放一个小录音机听。他们说母语的人不觉得有任何不清楚呀。好在每个月都可以考，再去一次，得了600分，一分不多。GRE呢，不在国内上课做题模拟，考起来谈何容易，英文部分只得了三百多分，按比例说，基本上就是顺着一个答案划得来的四分之一的成绩了。这样，快要二十七周岁的我带着仅有600分的托福，回到了我初中跟英语的约定，真正开始学习英语了。
因为有着当年的约定，我发自内心深处地认为要把欠下的时间还回去。当初我尽可能地选择不要浪费生命去无效地学习英语，现在我选择燃烧生命来还回我多年没有学习英语的时间。我在寻找在一切机会多学英语、多投入时间，我周围老师同学都说我象海绵一样吸收着身边所有的英语。为了恪守这份约定，使我在不知觉中触发了第二语言学习的首要成功因素：学习者内心的学习欲望。这个欲望的强力爆发，使得我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提高英语水平，而且不是象其他很多留学生那样，继续把英语看成负担，一旦够用就想摆脱，早早地进入了化石化的停滞阶段。
凭着少不经事时跟英语的这个顽强约定，我无意中触发了学好第二语言的最重要因素。国内学的少、起步晚、多年放弃不学、又不是英语专业出身这些因素，反而将我保留成为“半张白纸”，可以迅速画上一些最新最美的图画。人类第二语言的学习不同于母语，不是每个人最终都可以达到差不多水平的。影响一个人一门外语最终达到的水平的因素很多，可是绝对不是开始越早或是投入时间越多就会走得越远的。
美国UCLA应用语言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