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于清朝光绪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来在南京求学时才改名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豫才。至三十八岁，使用鲁迅为笔名。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合称为“周氏三兄弟”。鲁迅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进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弃医从文（详见《藤野先生》一文），回国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奉母命回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等地担任教师。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作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又名《旧事重提》）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国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其中《鲁迅全集》中的《社戏》被列入上海教育出版社七年级课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2]。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被誉为“民族魂”。
求学时期
早年鲁迅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今属绍兴市越城区）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在北京任官员。父亲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亲鲁瑞。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
1892年，11岁的鲁迅就读于家乡绍兴的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1893年（光绪十九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入狱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礼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于是家道开始衰落，同时其父亲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童年的生活场景，百草园、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带的农村等地，都成为后来鲁迅的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来源。
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家乡的三味书屋，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并改名为周树人。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铁路学堂，与陈衡恪结交，1901年毕业，颇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爱读新思想的书，尤其是翻译的小说。
留学日本
鲁迅与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著名作家都为留学日本派。1902年2月，21岁的鲁迅赴日本，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2年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改制东北大学医学部）学习现代医学。鲁迅选择学习现代医学，是因为父亲的病故造成他对中医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是东北大学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仙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在仙台给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在周作人所著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和许寿裳所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两部书中，两人都曾引用过鲁迅的医专同班同学医学博士小林茂雄公布的鲁迅学年成绩：
解剖学59.3分
组织学73.7分
生理学63.3分
伦理学83分
德语60分
物理60分
化学60分
平均65.5分，全班第68名（班上同学142人）
可见鲁迅考得最好的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伦理学。自然科学和医学专业科目成绩较普通，只有藤野担任的解剖学一科没有考及格。总成绩正如鲁迅在《藤野先生》文中的自述：“同学100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对此班上部分同学认为是“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1994年，渡边襄发现成绩算错：生理学上学期60分，下学期75分，单科学年平均65分，不是63.3分，学年总平均65.8分，学年平均83分的伦理学等第登录成丙等。
鲁迅后来作有《藤野先生》，对这篇作品也非常重视，1935年日本岩波书店要出《鲁迅选集》日本语译，他要求执行选集编译工作的自己的学生增田涉：“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鲁迅身后，藤野也发表《谨忆周树人君》一文回忆鲁迅留学生活。
鲁迅在医校学习一年以后，便从学校退学。他本人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称自己是因为受到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电影片里，中国人围观日军杀害中国人情节的刺激，认为“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据永田圭介的专著《秋瑾——英雄女侠传》记载，在1905年秋瑾回国前，曾在陈天华追悼会上对反对回国的鲁迅许寿裳等人痛骂，还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日本武士刀厉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其一是读书作官的道路，再者，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做某一个官僚的“幕友”(俗称“师爷”)。倘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
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
《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欺凌。
鲁迅先生在南京路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
弃医从文
鲁迅是我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早年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
一天，在上课时，教室里放映的片子里一个被说成是俄国侦探的中国人，即将被手持钢刀的日本士兵砍头示众，而许多站在周围观看的中国人，虽然和日本人一样身强体壮，但个个无动于衷，脸上是麻木的神情。这时身边一名日本学生说：“看这些中国人麻木的样子，就知道中国一定会灭亡！”鲁迅听到这话忽地站起来向那说话的日本人投去两道威严不屈的目光，昂首挺胸地走出了教室。他的心里像大海一样汹涌澎湃。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中国人，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一一在脑海闪过，鲁迅想到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不觉悟，即使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终于下定决心，弃医从文，用笔写文唤醒中国老百姓。从此，鲁迅把文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用手中的笔做武器，写出了《呐喊》、《狂人日记》等许多作品，向黑暗的旧社会发起了挑战，唤醒了数以万记的中华儿女，起来同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夜以继日地写作。
一是匿名信事件，二是看电影。
这两件事对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鲁迅刺激很大。匿名信事件使作者深感弱国弱民倍受歧视的悲哀，激发了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为拯救民族、富国强民的斗争精神。“终于这流言消灭了”，鲁迅的正义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看电影事件”更深深地刺激了鲁迅。他极为沉痛而愤慨地写道：“中国是弱国……也无怪他们疑惑。”用这样的反语来表达作者的自尊心所受到的挫伤，思想上所受到的极大的震动，以及改变志向，弃医学文的决心。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愚昧、麻木，使他深感医学只能解救病人肉体的苦痛，要真正解救自己的民族，首先要救治 人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鲁迅的这种将个人的志愿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精神，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鲁迅先生想通过医学将中国人身体变得强健。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3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一场电影中，鲁迅看到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鲁迅受到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已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不但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
1909年鲁迅结束了长达七年之久的留日生涯，回到故乡。1912年5月，鲁迅北上，开始了在北京长达十四个春秋的生活。1923年10月，鲁迅开始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的学生讲授《中国小说史》，许广平成了他的学生。每到鲁迅来上课，许广平总是挤到第一排中间的座位上，入神地听鲁迅讲课。1925年3月，许广平给鲁迅投寄了第一封信，信中以“小鬼”之称，探问鲁迅“孤寂生活，其味如何”。随后，两人展开了书信往还。随着了解的深入，两人互生好感，互递情丝，萌生爱意。此时的信中，鲁迅则称许广平为“兄”“大人”“阁下”，而许广平则自称“愚兄”并称鲁迅为“嫩弟”。尽管与鲁迅相差十八岁，鲁迅也有着包办婚姻强加给他的“礼物”，而许广平全然置之不顾，写了《风子是我的爱……》，来赞美这段纯真的爱情！而鲁迅也写下《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
鲁迅和其妻子许广平
许广平和她儿子周海婴同车南下。9月两人分别登上“新宇”号和“广大”号轮船，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到广州任教。两人在热恋中乍分两地，便有了浓烈的相思之情。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两人又相聚。在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岁月里，鲁迅与许广平经历了分离的痛苦，也品味了重聚的甘甜。1927年10月8日，这对有情人终在上海横滨路幸福地结为伉俪。
鲁迅对于朱安是无爱的婚姻，而对于许广平则是相濡以沫的厮守！
1909年，鲁迅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访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鲁迅与泰戈尔会见且合照。当时中国文坛对于泰戈尔访华的评价趋于两极化，鲁迅将其访华评价为“做了一瓶香水”。
鲁迅共做了14年的中华民国公务员，级别是荐任，机关是教育部，单位是社会教育司（司长是夏曾佑），历任第1科科长和佥事（辅助司长的高级幕僚）。主要的业绩有：担任国语统一会教育部代表，协调制定注音字母（与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共同提议并执笔文案“统一读音，不过改良反切，故以合于双声叠韵的简笔汉字最为适用”）；与钱稻孙、许寿裳2位科长合作中华民国国徽设计案，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说明书全文详见2005年版《鲁迅全集》）；并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术字体；分管图书情报（图书资讯）业务：督导京师图书馆（后来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等。直到被教育部时任署总长章士钊免职为止。为此鲁迅向中华民国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胜诉，依法可以复职，但他选择离开政府体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总长后签署了让佥事周树人复职的命令，并以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身份发出新的教授聘书，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周树人易培基等都被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通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