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俄语教学的内容及其特点
清代中国的俄语教育，所设课程总体上为三大类：语言类、历史国情类和自然科学类，后两类课程起始于京师同文馆时期。在语言类课程中包括以下科目：语音、语法、口语、翻译、言语实践。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对三大俄语教学机构的教学内容及手段作一评述。
现存文献中有关俄罗斯文馆的记载，大多为文馆的考试制度、教习、学生出路与教学效果情况，对其教学内容记载很少。我们可以从文馆教习的变迁情况，来了解其教学内容及特点。文馆初期的俄教习主要依靠俄商和在华定居的俄罗斯人。第一任教习为俄商瓦西里，他在馆内只教授完语音，便随商队离京回国。之后，在大学士马齐建议下，从俄罗斯佐领中挑选善俄文者充当教师，库兹马、伊凡及雅佐夫先后被选作教师。此三人生长在中国，俄语口语流畅，但语法知识欠缺，因而并不 能完全胜任教学，三年后主动提出辞呈。后从在东北地区投降的俄罗斯人中找到一名叫尼堪的俄国人，留京任教。此人语言不错，但文理不通，也只能勉强支撑。由此可见，在文馆早期的俄语教学中，师资匮乏是其最大的困扰之一。
1715年俄国向中国派驻第一届宗教使团后，使团中的传教士和留学生成为文馆俄教习的主要来源。在各届宗教使团中，曾担任过俄罗斯文馆教习的有：拉夫连季·乌瓦罗夫、伊拉里昂·罗索欣、阿列克谢·伏拉德金、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等。18世纪中期(1764年)至19世纪20年代，俄文馆开始起用自己的毕业生任教员，停止 聘用俄使团人员。这些教员将其所学的俄语进行讲习记诵，持续数十年，但因其授课内容陈旧、方式呆板，最终导致“俄罗斯来文与本学抄记旧话日渐支离”，“间有疑异无从询问”。俄文馆教学质量日渐低下，因而不得不于19世纪20年代再次聘用俄使团成员，自此至并入同文馆之前共聘任了魏若明、佟正笏、巴拉第和固理等四人。此时，俄文馆的教学质量已大大下降，许多文馆毕业生不学无术，对于俄文文理全然不知，不能胜任翻译任务。在1845年中俄两国进行图书互换后，俄罗斯文馆仅仅对俄国回赠的图书进行了书名目录的翻译，“即使是翻译书名，也是强为设名”。
在黎难秋的《中国口译史》中，对于俄罗斯文馆的教学有过这样一段描述：鉴于以往“俄文学生无一正途，不肯勤学”，于是“每人授给一职，借以勉其勤学，仍使按时学习，两处行走”。1711年，就有镶白旗俄文学生监生长录和马甲六达子依此政策掣签补缺，后六达子得补理藩院笔贴式一职(相当于现外交部翻译官员)。这种使学员亦工亦读，在理藩院中得到实践，倒是一种较好的教育方式。从这一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早在俄罗斯文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学生在理藩院担任翻译的外语实践活 动，尽管这种实践从其初衷来看，仅仅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安心学习而授给其某一官职，而不是真正教学意义上的语言实践，但其所产生的效果却是积极的。
在俄文馆期间，俄教习与汉教习共同进行了教材的翻译编撰工作。中国学生最早的一本俄语教科书《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就是罗索欣、列昂季耶夫(在罗索欣回国后)和满人教师福拉赫、马查共同翻译自斯莫特利茨基的《俄语语法》。在斯卡奇科夫的《俄国汉学史纲》中，对这一段历史也有清楚的记载。该书于1746年完成翻译工作，并配以导论和学生准则。在导论中介绍了俄罗斯文馆的建立等情况。
从以上有限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师资问题和教材问题是文馆教学的两个制约因素。第二，馆中教学并非完全没有成果，有两例为证：一是1764年开始起用文馆毕业生担任教员，尽管后来弊端日显，但至少可以说明此前的教学还是卓有成效的；二是文馆曾为新疆俄文馆提供师资，来自俄罗斯文馆的穆克登额、巴克坦布先后担任伊犁俄罗斯学校教习，指导学生“尽心竭力”，教学取得明显效果，学生考卷被送往军机处核查，受到军机处认可。第三，俄文馆主要进行语言的教学，教学内容包括语音、语法，学习方法主要是诵记，并进行相关的翻译训练。
京师同文馆建立后，俄语教学转入同文馆，同期在一些地方学堂也开展了俄语教学。鉴于各地方分馆从教学方法和内容、教习的聘任与设置、学堂的管理、考试制度等各方面无不效仿京师同文馆，因而本文仅对同文馆的俄语教学进行考查。在存在的40年里，同文馆的教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局需要对其内容和方法进行积极的调整。初期，教学只限于对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从1866年起，同文馆对课程内容陆续进行调整，增加的课程有：化学、算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和格致。学生前两年主要学习外语，从基础的语音、语法入手，逐 渐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翻译练习；从第三年起，开始加入各国历史、地理；后五年侧重学习其他学科。但外语始终是重点课目，八年之中“当始终勤习，无或间断”。在1898年同文馆续增的条规中也明确指出了外语与其他学科的先后关系：“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在语言的学习中，翻译是重点，从最开始翻译条子，到翻译选编，再到练习译书，翻译训练贯穿八年的学习。除此之外，俄文馆的学生还通过翻译要件、往来电函、各项洋文件、各国洋文新报等，进行翻译训练，提高翻译水平。
注重实践，是同文馆俄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除在馆学习外，俄文馆的学生还有机会随使出洋，或兼任政府部门译员，从事各种实践练习。如俄文馆的塔克什讷、桂荣、庚善和觉罗福连就曾先后随使团出洋，担任翻译。光绪十四年，同文馆增设翻译处，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涉外事务，俄文馆的塔克什讷、巴克他讷、瑞安、庆全充任翻译官。此外，同文馆还派学生到总理衙门去旁听与外国使臣的会晤，以锻炼听力；或是直接参加外交事务活动，进行语言的实际运用与演练，在实践中提高语言的听、说、译等能力。如1895年派俄文馆副教习萨荫图、学生刘崇惠和德昆前去接待暂在胶州湾过冬的俄国兵船。
同文馆还十分重视汉语学习，认为扎实的汉语功底有助于理解西语，汉文与西文可以相互促进。对于初学者，京师同文馆章程规定他们必须每天上午与周日全天学习汉语，下午才学习外语，不习汉语者将面临严厉的惩罚。这种做法在地方外语学堂中也得到推广，如湖北自强学堂的课程安排中，汉语的课时为每周9小时35分，仅次于外语的16小时。《自强学堂章程》中明文规定，学生必须以华文为根基，以圣道为准绳，儒书既通，则指授西文，变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在招生时，通华文义理明通，志趣端正者，方能入选。
译书是京师同文馆的教学工作重心之一。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非常重视西书的翻译工作，他本人便因为翻译《万国公法》而有名。在同文馆“八年制”课表中规定，学生从第五年开始要从事译书活动。同文馆的译书任务起初由总教习与洋教习于课后兼任，后来则主要是师生合作完成，偶尔也有学生能够独立完成的。在同文馆译书活动中，俄文馆的学生也积极参与其中，由俄文馆学生译的书有桂荣等译的《俄国史略》和《西学考略》。
京师同文馆俄文馆设有洋教习、副教习和汉教习。洋教习用洋人 ，副教习由高足学生兼充，仍习学生功课。汉语教习由八旗咨传考试录用。洋教习几乎都是来自于西方传教士，初期由各国驻京使节推荐，后由总教习代为聘任。至于教材来源，复旦大学的邹振环教授在《晚清同文馆外语教学与外语教科书的编纂》一文中指出，京师同文馆有着较好的图书资料条件，馆藏书阁存有汉洋文书籍3 700本，其中外文为1 900本，占一半以上。除作为课本分往各馆外，听任学生借阅，其内容涉及面非常之广。在外语教学方面，除了使用上述外国原版的教科书外，也有一些教材是馆内教习自行编纂翻译的。俄文方面的教材，如1888年由京师同文馆出版的《汉俄合璧韵编》，全书共分上、下两册，由俄国人巴拉第编，柏百福补译。
京师大学堂设立后，几经变化。总体来说，其学制分为以下几种：预备科(招收各地中学堂毕业生，学制三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门分科)、大学专门分科(相当于现本科)和大学院(相当于现研究生院)，附设仕学馆(招收已入仕途之人入馆，三年毕业)、师范馆(招考举贡监生入学，四年毕业)和译学馆(1902年底京师同文馆并入大学堂，改为翻译科， 1903年设译学馆，翻译科与之合并)。
仕学馆和师范馆要求英、法、德、俄、日语任选一门习之，由外国教习讲授，依次学习音义、句法、翻译、文法等。预 备科分为政艺两科，外文是必修之主课。政科开设有俄文，每周七学时，教学内容有文法、翻译、作文等。大学专门分科，后《奏定大学堂章程》将之表述为分科大学堂，分为八科共四十六门专业，其课程分为主课、补助课和随意课。按照专业的不同，外语可分为主课、补助课和随意课三种，即专业课、公共课和选修课。如在大学堂设置了外国文学专业，其中包括俄国文学门，俄语为主课，周九学时，同时还要学习俄国近世文学史、俄国史、拉丁语、声音学、教育学和中国文学。选修课包括中国史、外国古代文学史、心理学、公益学、人种与人类学、希腊语、意大利语、荷兰语、法语、德语、日语等。中国史学、周易学、中外地理学、万国史学和中国文学专业可在英、法、俄、德、日语中选习其一作为补助课。而修习英国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和日本文学者，俄语为选修课之一。译学馆“以译外国之语文，并通中国之文义为宗旨，以办交涉教译学之员均足供用，并能编籑文典，自读西书为成效”。译学馆分设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五科，每人认习一科，达到精通，不得兼习。无论所习为何国文，皆须学习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历史等九门普通学及交涉、理财、教育三门专门学。教授外国文先授以缀字、读法、译解、会话、文法、作文，两三年后兼授各国历史及文学大要。学习以五年为限。译学馆教员由中国教员和俄籍教员组成。在馆任教的中国教员有京师同文馆毕业的余大鹏、范绪良、郝树基、陈嘉驹，俄籍教员有伊凤阁、葛理格。
译学馆除培养办理交涉人员、译员外，馆中还设有文典处，进行词典的编写工作。文典的编写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文典的印刷、出版为外语教学、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翻译书籍文报及自学外语提供了内容丰富又实用的工具书。
清末京师大学堂时期的俄语教育，已不单纯是培养专门的俄语翻译人才或是外交人才，还成为研习其他学科的辅助手段。这种俄语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更有助于培养新时期复合型人才，也为中国现代俄语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清代俄语教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始终注重翻译能力的培养，通过翻译训练、译书和实践来提高翻译能力；二是比较重视汉语的学习，从学生来源和课程设置两个方面来保证学生汉语水平。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始终不重视学术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教材的陈旧与匮乏制约着教育的发展；师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没有形成有效的师资培养机制。
四、俄语教育成果及学术研究情况
清代的俄语教育究竟培养出多少外语人才，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现已无法做出精确的统计，只能从有限的资料中对个别时段的教育成果进行介绍和分析。
资料显示，俄罗斯文馆的俄语教育在初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培养出一批翻译人才，为中俄两国外交事务做出了贡献。如马查、富勒泰、乌米泰等人，其中员承宁“熟悉俄罗斯文字，向来俄罗斯事件，俱能悉心译妥”[9]。高文风查看《事档》后指出：“从现存档案资料来看，这些俄文翻译人员的成绩相当卓著，例如，内阁大库中残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俄文档案，尚有十九本之多，多系该馆学员整理、译缮；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所收录的俄国外交文件的译文，当亦是出自该馆学员的手笔。这些译文流畅通顺，基本忠实原件，表达了原件的内容，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10]。而同文馆培养的俄语人才广泛活跃于外交部、中央各部门、地方政府部门、海关、税务、商贸、铁路、邮局、厂矿等机构，还有一些人创办外语学校，担任教师，为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同文馆学生毛鸿遇任珲春俄文书院教习；桂淤任新疆抚署翻译教习；邵恒浚1898年任黑龙江翻译官、译学馆监督；范绪良曾任外交部佥事；刘崇惠曾任天津俄文教习，后任恰克图都护副使；毕桂荣1879年驻俄使馆， 1892年以京师同文馆为蓝本在新疆创立俄文学院；塔克什讷曾任驻俄使馆翻译、参赞；赓善曾任驻俄使馆翻译；庆全1879年留馆，后任翻译官，负责创建吉林珲春俄文书院并担任教习；萨荫图1898年任翻译官，后任驻俄大臣；瑞安任黑龙江俄文翻译官；毕桂芳1906—1911年，以候选知府衔出任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领事馆领事，还担任过外蒙议约专使；留俄学生刘泽荣曾为新中国的俄语教育培养了大批人 才，他编写的《俄汉大辞典》至今仍是俄语教学的重要工具书。
由俄语学习者直接从俄文第一手资料翻译或经研究而成的译著，目前能够找到资料记载的仅有以下几本：同文馆学生桂荣等翻译的《俄国史略》、《西学考略》，同文馆学生张庆桐撰写的《俄游述感》和徐景罗翻译的《俄史辑译》等。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有关俄语人员从事公文翻译或为杂志提供译稿的记载，但均无详细内容。
对于清代习俄语者少有俄国方面的研究著作之原因，笔者认为，因为历史原因而导致一些有关俄国的研究著作，或是同文馆和其他方言馆教习或学员的译著遗失 不见是可能的。但鲜有资料记载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即使有译著出现，也是影响力不够大、数量不够多的。这表明，尽管同文馆建立之后逐渐调整了外语教育目标，从专事培养译才转向培养通才，但清代俄语学习者在学术方面并没有太多建树，完全不能与同时期的俄国汉语学习者相比。俄国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18世纪初至1917年)，不仅形成了正规的汉语教育，而且形成了在世界汉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新学科——俄国汉学(китаеведение)，出现了众多世界著名的汉学家，如比丘林、罗索欣、瓦西里耶夫等及大量的汉学著作。
五、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中国的俄语教育具有正规的组织形式和教育机构，教育目标明确，教学开展总体上较为有序，培养了大批俄语人才，但学术研究成果较少。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清代教育的封建性严重阻碍了外语教育的发展。尽管在19世纪中叶开始兴起新式教育，但在根本的封建社会制度的制约下，新式教育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使得外语教育无法向更为正规、科学和更为现代的教育方向发展； (二)封建科举制度及古代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成为俄语教育的羁绊。旧式封建科举教育制度，使得学问变成了仕途的敲门砖，学堂成为官府的附庸，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取得官职，走向仕途，无论是俄罗斯文馆、京师同文馆，还是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员的学习无不与其未来的官职挂钩，而对于学术研究，既不重视也无需求； (三)封建中国“天朝上国”思想影响了中国人对外国及外语的认识和学习。处于“华夏中心论”中的中国人认为中国乃“天朝上国”，环列之外的国家均为夷番小国，其语言为“夷语”、“番语”，认为其人不足学、其语不足习。除此之外，清代外语教育过分注重教育的实用性而忽视基础教育，俄国相对于英、法、德等国的落后性，也制约了俄语教育的发展，影响了 俄语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