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流物理学家对话，研究自己擅长的领域
19 4 5年夏，杨振宁赴美选择芝加哥大学倒并不是因为它是父亲曾经留学过的学校，而是因为他仰慕已久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教授去了芝加哥大学，他非常希望做费米的学生。费米在当时被公认为2 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杨振宁想跟他写一篇实验方面的博士论文。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恩里科·费米是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另外一位重要的理论物理教授是特勒(EdwardTeller)，后来在19 50年代发现了制造氢弹的方法。杨振宁本来想跟费米做实验物理学的研究，可是那个时候费米的实验室是保密的，留学生身份的杨振宁不能进入。所以费米推荐他先跟特勒做理论工作。19 4 6年秋天，费米同时介绍杨振宁去做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研究生，他是核试验物理学家，当时正在建造一台400千伏的Cockroft-Wa l t o n加速器。他的实验室里有五六个研究生。杨振宁师从两位物理学家，一边跟着特勒做理论研究，一边跟着艾里逊在实验室做实验。
当时，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所学到的基本理论物理已达到了当时最前沿的标准，问题是，动手能力非常蹩脚。同学们佩服他的理论知识，常常要找他帮忙解决理论习题，可是大家一致
笑他在实验室里笨手笨脚。“Where t here isBa ng，there is Ya ng! ”杨振宁在给老同学的信中用“幻想破灭”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更糟糕的是，在理论研究方面，杨振宁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他找的四个研究题目中，前三个当时芝加哥大学没有别人感兴趣，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图书馆中研读。每一项都花了几个星期的努力，都以无成果而告终。只有第四项是特勒极感兴趣的研究。杨振宁一鼓作气，在这个题目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得出了几个漂亮的定理，写成一篇短文。特勒很喜欢这篇文稿。恰巧在19 4 8年春天，全系师生都知道杨振宁在艾里逊实验室的工作不成功。有一天，特勒来找杨振宁，对他说：“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来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 杨振宁很失望，因为他一开始确实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论文的。考虑两天之后，他决定接受建议。
由于听取了这个建议，杨振宁没有沿着实验物理学家的道路前行。有的朋友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不仅这一点他选择对了，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一个理念“最好在领域开始时进入一个新领域”，这是他的研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的博士论文是进入对称与不变性领域的第一篇文章。这成为他一生的研究课题。
19 4 8年夏得到博士学位以后，芝加哥大学留杨振宁做教员。他那时想学习重整化理论，而当时在芝加哥，费米、特勒和文策三位教授都不研究此理论，所以一年以后他就申请去普林斯顿的IAS(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费米说去IAS很好，但那里的工作太理论化，像中古的修道院，要他只去IAS一年即回到芝加哥。
杨振宁一口答应。不过，后来因为找女朋友的压力，杨振宁没有回芝加哥，结果在IAS共呆了17年(1949—1966)。在普林斯顿大学17年间，杨振宁当初在芝加哥自己找的四个题目都开花结果了。其中一项，是在往返于普林斯顿大学对面的巴尔麦广场与研究所之间的街车上，和朋友聊天获得的灵感。这也是他总结的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保持对话，保持辩论，保持合作。
和挚友李政道合作，双双获得诺贝尔奖
2005年1月26日，杨振宁接受CCTV电视访问中，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他的很多工作都是跟人合作的。他说：“合作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你知道你在讨论一个问题，有时候走不通了，你的想法都走不通了，那个时候假如另外有一个人跟你讨论讨论，问你几个问题，或者想出来一个新的方向，于是你就又起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种研究的途径。”
上世纪5 0年代，有着兄弟般友情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因发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论文轰动全球，继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合作，让整个物理学界羡慕和忌妒。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教授甚至认为世界上最美的景象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并肩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草坪上散步。
杨振宁和李政道刚进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不过二十五六岁。两人生在中国，同在西南联合大学求学。那时该校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教室是几排铁皮铺顶的棚舍，宿舍则是茅草庵。当时正值战乱，教室窗户经常被空袭的炸弹震碎。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奖学金，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李政道在费米门下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白矮星；杨振宁则在特勒的指导下专攻核物理学。杨李携手合作始于芝加哥，两人共同发表了32篇物理学论文。1951-1953年，两人又在高等研究院会合。之后，李政道去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杨振宁则继续留在普林斯顿。两校相距不过50英里，所以两人约定每周见一次面，讨论物理学难题。
李政道在回顾和杨振宁交往时，曾经这样说过：“在芝加哥的那些日子里，我同杨讨论了大量的物理和其他问题。他的兴趣较倾向于数学，这对我是一个补充。我们思想开阔地去对待所有的问题，讨论通常是激烈的，但对我的发展，特别是在我成长的年代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些讨论还使我大大提高了对于我不同的智力的鉴赏能力。”
和杨、李熟稔的许多朋友也都说，“杨振宁是李政道不折不扣的兄长”。1949年，他们终于合作完成了第一篇论文。19 51年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们又在权威的物理学学术刊物《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两篇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这两篇论文甚至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关注。据李政道先生回忆，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爱因斯坦是超越任何人的。年轻人看到他大多十分敬畏，即便有时碰巧在路上相遇，所有人也都因为腼腆而不敢同这位科学大师谈话。
但是，1952年的一天，爱因斯坦让助手来问杨、李二人，他是否可以和他们两个人谈谈。他们回答“当然可以”。李政道本想把一本《相对论的意义》带去请爱因斯坦签名，但不知为何，李政道最后没有做。为此，他后悔不已。在交谈中，爱因斯坦对杨、李那两篇统计力学论文给予高度评价。最后，爱因斯坦起身，握着杨、李两人的手说：“祝你们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
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共同发表对现代物理学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杨-米尔斯方程”。这一研究成果使得杨、李二人再次走到一起。三年之后，李政道和杨振宁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华人获得这样的殊荣。用杨振宁的话来说，它“改变了中国人不如人的心理”。
不过，他们的友谊随着分享荣誉份额大小开始出现裂痕，表现之一是论文的署名究竟应该是“杨和李”还是“李和杨”，分歧越来越多。矛盾不断累积，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有一次长谈，积累的情绪得到集中宣泄，两个人都哭了。几个月后，他们正式决裂，不再来往。“杨李组合”的终结成为科学界憾事。
有人说，杨振宁具有一个中国成功男性的所有符号—生于学术世家，3 5岁就得了诺贝尔奖，自此成为一代宗师；政治上，地位超然，历代领导人都奉为上宾；家庭上，子女满堂，一生先后有两位传奇女子相陪。
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杨振宁生长于一个有着浓郁家国情怀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第一个获得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而杨振宁本人也踏上了父辈的求学之路，在留学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成为那里的第一位华人教授。在普林斯顿，杨振宁邂逅了著名军事将领杜聿明的长女杜致礼，两人走过浪漫的恋爱时光后步入美满的婚姻。这一时期也成为杨振宁最为黄金的时期。1956年，他与李政道合作，摘取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上，杨振宁深情地说：“我是拿到庚子赔款这个奖金出国的，我深深知道我是一个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共同的产物。”
和将领之女谈恋爱，盘桓普林斯顿大学17年
19 4 5年抗战结束后，杨振宁乘很小的DC3飞机飞到加尔各答。等了几个月的船位，同年10月乘船经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于11月2 4日到达纽约。19 4 6年初，他注册成为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博士生。19 4 9年秋天，杨振宁避开了他当时认为不安全的飞机，坐火车到普林斯顿去，开始他在高等研究院的研究生涯，本来他跟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说好只待一年就回去，但是，一待就是17年，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普林斯顿谈恋爱了。
那一年的12月圣诞节假期中，他和高等研究院的物理学家卢廷格到普林斯顿威瑟斯庞街上一家叫作茶园(Te a Ga rden)的中餐厅吃饭，结果他以前在西南联大附中教过的学生杜致礼正巧也在那儿吃饭。杜致礼看见了杨振宁，上来和他打招呼，并且问杨振宁还记不记得她，杨振宁说当然记得。两人见面对彼此印象很好，于是留下了联络的电话，也开始了杨振宁和杜致礼的交往。
杜致礼是蒋介石手下著名军事将领杜聿明的的长女。1947年，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获准赴美治病，当他带着在辅仁大学中文系读书的18岁长女杜致礼在上海机场登机时，突然接到蒋介石派人专门送来的紧急手谕，令其在沪治疗。杜聿明无可奈何，只好走下飞机，而倔强的杜致礼决心不回头，只身前往美国，进入由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保荐的 “卫理斯学院”，攻读英国文学。
1949年1月，杜聿明在淮海战场兵败被俘……由于资金中断，杜致礼只得转入一所免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杨振宁那个时候已经27岁，在积极考虑交女朋友和结婚的事情。见到杜致礼后隔一天，杨振宁就打了电话，约她出去看电影。第一次约会以后，杨振宁对杜致礼印象很好，不过他虽然一方面很想多看到杜致礼，另一方面又不能显得太着急，而且那个时候他另外还有几个可能的女朋友，所以有一两个星期都没有消息。对杨振宁印象很好的杜致礼这个时候心里有些七上八下，后来那位尤桐老先生要到纽约去的时候，杜致礼在给尤老先生的信上加了一个附注，说很欢迎杨先生。杨振宁得到这个讯息，自是欣然前往。后来杨振宁曾经和杜致礼开玩笑，说是杜致礼把他给勾住了，杜致礼说这事实上是完全违反了她的个性的。
杨振宁和杜致礼开始约会以后，常常到杜致礼的学校去看她，杜致礼念的天主教女子学院管理严格，杨振宁去了都得在楼下的会客室等候。杨振宁起先是坐火车，后来买了汽车，就开汽车去找杜致礼。杜致礼念的女子学院所在的扬克斯镇虽然离普林斯顿还有一段距离，但比起芝加哥要近得多。后来杨振宁曾经在演讲中说，他一年以后之所以没有回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和杜致礼约会，而在普林斯顿有“近水楼台”之便。杨振宁向父母写信征求他们对于未来儿媳的意见，家人因为杜致礼的几个弟弟当年在昆明骑马上学招摇过市没有好印象，对杜致礼的出身显露担忧。不过，这对杨振宁和杜致礼的交往没有实际的阻力。
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和杜致礼结婚，婚礼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堂举行。双方家长都不在场，典礼由在昆明时就和双方熟识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代表女方家长将杜致礼交给杨振宁。行礼之后，在楼下大厅举行了一个酒会，有七八十个宾客参加。
杨振宁和杜致礼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育有两男一女，两人如影随形，恩爱有加。从1997年开始，两人开始被病痛折磨。病情稳定时，两人游历世界，享受人生。2003年，杨振宁在美国石溪为杜致礼75岁生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这也是最后一次。当年10月，杜致礼去世。
因为岳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拿的是国民党发的护照。当时蒋政府驻联合国大使与杜聿明是旧识，就请杨振宁吃饭，表示台湾的行政机关希望杨振宁赴台访问。台湾“中研院”还在1958年把杨振宁选为院士。即使之后杨振宁与中共高层越走越近，国民党暗地称其为“杨匪”，台湾时任“总统”的蒋经国仍然要求保留其院士资格。
对于留美学习研究经历杨振宁晚年总结出“学习和研究十法”
一方面直觉非常重要，可是另一方面又要及时吸取新的观念修正自己的直觉。
和同学讨论是极好的真正学习的机会。
博士生为找题目感到沮丧是极普遍的现象。
最好在领域开始时进入一个新领域。
兴趣→准备工作→突破口。
物理中的难题，往往不能求一举完全解决。
和别人讨论往往是十分有用的研究方法。
永远不要把所谓“不验自明”的定律视为是必然的。
把问题扩大往往会引导出好的新发展方向。
一个研究生最好不要进入粥少僧多的领域。
和大西洋彼岸紧紧拥抱，又怀恋着故乡一片热土
在普林斯顿大学十七年间，杨振宁当初在芝加哥自己找的四个题目都开花结果了。其中一项，是在往返于普林斯顿大学对面的巴尔麦广场与研究所之间的街车上，和朋友聊天获得的灵感。这也是他总结的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保持对话，保持辩论，保持合作。
杨振宁生长在中国中部一个围有城墙的城市—合肥。当时，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没有路面的，城门很窄，以致30年代第一部汽车开来时无法通过。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6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
杨振宁追随他父亲走上了学术道路。他说：“我很幸运，上百万和我同龄的人不是饿死就是面对军阀混战。”他住在北平一个学术性社区内，沉浸在一个重视研究、重视知识的社区中。他的父亲很快就发现儿子有数学天份，可是并没有直接教他数学。杨振宁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在谈天时他偶尔会向儿子提出数学难题。可是父亲也认识到教育需要均衡。在杨振宁念完中学初一时，父亲请了一位同事来教他古文。经过两个夏天的紧张学习，年轻的杨振宁能背诵孔子的门徒孟子的全部著作。
1937年日本入侵，杨振宁的父亲被迫离开北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不久也进了这所大学，受教于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国，其中包括陈省身。
在昆明时，杨振宁开始提高英文能力。他决定不用字典来念英文小说。他选的第一本小说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这部小说里有和大海有关的俚语，因而很难念。他花了一个星期，念完了这本书，接着念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在熟读这两本书以后，杨振宁说：“以后就容易了。”
杨振宁还有去西方世界的另一原因：他对美国初期的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很崇敬，富兰克林的自传激励了杨振宁。去美国后他取名为富兰克，并将第一个孩子的英文名字取为富兰克林。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1971年夏，他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杨振宁已有华发，可是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在关于他的生活和时代的一次广泛的谈话中，杨振宁谈到他的物理学生涯，谈到他因没能从事某些领域的研究而感到的遗憾。杨振宁也谈到他在中国童年和他长时间为沟通美国和自己的祖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作的努力。杨振宁曾多次谈到他担心中美关系的裂痕会扩大。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杨振宁自1945年到美国来当研究生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他会见了周恩来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帮助开展了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
从国外旅行回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他们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这没有阻碍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2 0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杨振宁在19 64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在两个社会中都很自在。”
杨振宁谈到他在6 0岁时的一个“伟大和意义深远的发现”：“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中国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2 0世纪初，另一位作家，也是杨振宁父亲的朋友朱自清，把这两行诗句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历经一生对自然的神秘的思考以后，杨振宁认为这一改造更精确地描述了他晚年的想法。杨振宁还有去西方世界的另一原因：他对美国初期的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很崇敬，富兰克林的自传激励了杨振宁。去美国后他取名为富兰克，并将第一个孩子的英文名字取为富兰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