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美国大学的本科录取工作早已尘埃落定，各所大学也分别公布了自己新创下的历史最低录取率，哈佛大学提交的数据显示这所世界名校今年的录取率仅为6.9%，排在其之后的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提交的录取率都不足9%率。由于每个学校对每一个国家的录取名额基本固定，近几年成倍增长的中国籍学生（包括在中国申请及在美国读高中的学生）迫使学校降低自己的录取率。
以下表中是美国一些名校对中国籍学生的录取数量。
美国一些名校对中国籍学生的录取数量
中国留学生申请人数的增加已经到了逐年降低美国大学录取率的程度，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惊讶的现象，这其中尤以对美国常青藤名校录取率的降低为显著，而造成这一切背后的社会原因才真正让人不寒而栗，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我们的体制还死抱以“留洋、名校”等来给人分等级、分出身的落后阅人传统，实在不能不说是一朵奇葩。
中国传统的围绕学历展开的人才评价体系，以学历、学校出身来选拔人才、任用人才，本来就是不科学的人才观，而这种人才观不改变，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就必然会缺乏相应的外部环境，不久前媒体报道的清华博士陈达的遭遇就是这种困境的最好诠释。陈达的本科来自于山东一所二本高校，考入清华大学攻读博士之后毕业，在此后七个月的求职中，他连续遭遇“学历查三代”的痛苦，十次求职中的八次他连第一道的“简历关”都过不了，原因是他没有一个能经得起推敲的本科“出身”，最后这个清华博士没有拿到一个心仪单位的录用通知。而在中国大学生本来就十分惨淡的就业市场上，陈达所遭遇的“出身门”绝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凡条件好些的用人单位都会在其招聘启事上白纸黑字地明确强调“本科非985、211高校不予考虑”等字眼，这种明显带有歧视色彩的招聘要求虽已在教育部目前的清理之列，但是唯出身论的观念在体制里早已根深蒂固，实际录用过程中暗箱操作的潜规则和微妙之处恐怕世人永远无法知晓，但凭想象和猜测大家也知道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一锤子定终身的高考体制、被毕业的学校打上一生烙印的不合理选拔制度、缺乏人才培养标准和淘汰机制的高等教育结构，导致了家长和考生不得不极力去追逐美国的名校，很多家长甚至对实际上是非官方的美国大学排名如数家珍，死死抱住不放。去年冬天我曾采访过弗吉尼亚一所著名私立高中的升学顾问，她专门给我讲述了她遭遇的中国家长的“名校情结”。该校曾有一个中国应届高中生打算申请美国东部一个中等排名大学的著名药理专业，她看中的是那所大学药理专业的设置、师资、和文化氛围，但她在中国的家长却对美国的大学系统不够了解，尤其是对美国一般学校可能有世界上最好的专业和教授的这种常见的情形基本无知，于是千里迢迢从中国专门来美国干预，最后这个孩子只好放弃，去了另一个排名靠前但相关专业却差了许多的另一所大学，为此孩子一直郁郁寡欢，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总惦着想转学，导致在大学的成绩也不好。有好学校的毕业证但没有好的成绩单，至少在美国想升研究院或找工作的话还不如一般学校成绩好的学生有优势呢，更何况多数情况下名教授的推荐信本身就是敲门砖，这和来自哪个学校无关。
其实，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中国雇主还是美国雇主都会或多或少地有名校情结的，没有也不太正常，只是不能过份。美国的考生和家长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关注的是“最合适”而不是“最好”，也就是要选择对孩子品味和性情的学校，因此在正式申请之前家长都要带孩子到心仪的几个学校拜访，每个学校也倾尽所能地举办“选择日”(Choice Day)，在这一天里开放所有的院系、实验室、宿舍、健身房、食堂等供来访的家长和考生体验，学生和家长也有机会和感兴趣专业的教授甚至系主任见面交谈，看看这里能否达到内心的期望值，一句话，在美国上大学不是单纯的考生被挑选，而是双向挑选的过程。在这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中，考生和家长首先要客观地面对自己的水平，了解自己的目标，明确自己对未来的打算，全面客观地评估可能的选择，然后作出最后的决断，也就是每个考生先给自己作出准确的定位，然后在找到最“适合”这种定位的学校。
公平合理的社会体制导致录取率一降再降
首先，在美国不同大学之间的设备、教授等水平的差异是不显著的(详见我另一篇文章《在美国教大学有多难》)，差别显著的主要是学生群体，一些以本科为主学校的教学水平很可能会超过以博士培养为主的名校，一个普通大学里很可能某个专业上有世界绝对一流的教授，譬如，弗吉尼亚的一所学校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但化学专业却有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再如麻省大学(注意不是麻省理工)Amherst分校和Akron大学的排名都在百名以外，但那里的有机高分子材料专业在世界的排名都是遥遥领先的。所以在美国名校和非名校之间并没有严格的质量鸿沟，专业是否雄厚、是否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专业选择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学校。由于政治，人文和一些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就业前景比较暗淡，学校的牌子在就业中似乎有着些许优势，比如美国的政界就几乎被名校毕业生掌控，总统奥巴马和共和党总统上届候选人罗姆尼等毕业于哈佛，克里(John Kerry)和小布什等毕业于耶鲁，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竞选面对民众时会尽量低调淡化自己的精英背景，怕民众认为自己贵族化而不切实际，这似乎与中国领导人毕业于清华的高调显示正好相反。但在工程、医学、会计等应用性的专业因为就业前景比较乐观，毕业生本人全面能力则成了主要考核因素，这也是很多中国第一代移民涉足较多的领域，有些华人甚至没有美国的学位，也在美国的这些行业里做得风生水起。
还有，是否名校毕业只在申请第一个工作稍有略微的优势，但如果名校毕业成绩不好(美国找工作人家常向毕业学校索要官方成绩单的)反而可能弄巧成拙，这很像一本破书却装了一个好封面一样。而在雇主来看学生的学校出身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学生在学校的全面发展、交流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等占的比率更大。还有一个工作能否做长久，主要看毕业生能否有发展，能否将自己和所在的位置互相定位好。一旦要找第二个工作的时候第一个工作的经验和成绩开始占更大的比重，美国的很多统计数据表明，名校的优势在寻找第二个工作时原本微弱的优势骤减，到了第三个以后几乎不存在了，甚至可能变成负面的因素。所以美国人很少用只看起点不看终点的思维定势来消遣自己的“名校出身”，这一点上很像中国的一句成语“英雄不问出处”，比尔盖茨能从哈佛辍学创业就可以想象了。
当记者跟进调查一些进入美国名校的中国籍学生之后发现这些学生中有部分表现出后劲不足。多数人满足于自己在所谓的常春藤名校中毕业后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对采访的记者说：“我并不是人才，只不过比常人早到达了人生的顶峰而已”。这些学生在进去这些名校之前也曾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而这牺牲了少年时代玩乐换来的梦想却在进去了常春藤名校之后戛然而止。由此可见在美国进入名校与最后的成就并无必然的联系，在大学生活中最终要的是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并向下挖掘。通过这样的兴趣与事业的有机结合才能带动学生的后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