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学门手艺。
当我们开始关注少年留学者的故事时，我倒忍不住想起旧时代的离家少年们。
那些不准备读书考取功名，也无地可耕的城市贫困家庭的孩子，很多小小年龄被父母送出去当学徒。或学木匠、或学中医、或学生意、或学唱戏……父母送走时，还要与东家或师父签个生死书，“死生残疾、贫贱富贵、各安天命，双方不得告官”。
在没有良好、低廉公共教育的旧时代，这种求学或职业教育之路充满着悲情。一百多年前，清政府外派了第一批留学少年，其中一名孩子叫詹天佑，他的父亲也需要给官府签订约书：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虽说也是与父母别离，可无论旧时代的学徒，还是第一批留洋少年，与当下的少年留学生似已千差万别。
过去数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未成年人走出国门，有的去国外上小学，有的读中学，然后顺理成章地考取当地的大学。他们的父母多为家庭殷实的商人或中产阶层。因为父母的事业尚在中国，很多少年都是独自出国，住在寄宿家庭，在陌生的国度度过自己的青春期。
中国重新打开国门后，最初的出国留学者，多是为接受本科或更高级别教育。越高等的教育，能提供的机构越少，求学者跨越千山万水而来，也属正常。但为获得初等甚至基本的未成年人教育，何至要冒着与父母亲情的别离，到海外去求？
广东顺德一名教师群发给家长们的一则短信，或可说明问题。短信中，将若干分数低于80分的学生指名道姓，“这些连80分不到的都是垃圾成绩……51分的更是垃圾中的垃圾。拖了别人的后腿，累街坊。”垃圾一说，已不必讨伐。为什么考分低，会累街坊，到底拖了谁的后腿？稍微了解中国教育制度的，都会知道，被拖后腿的是老师本人，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分数不但是学生的命根，更是老师的命根。这则言辞激烈的短信虽属个案，但背后的逻辑，所有学校都难以逃脱。
不满中国当下的未成年人教育，是父母忍受别离，将孩子送出国外的最基本的原因。繁重的作业、拥挤的高考、扭曲的价值观，让有能力的父母们下定决心将年幼的孩子送出海外。而近年来新加入的理由，将更多孩子推出国门——在大城市，因为异地高考限制尚未打破，很多原未打算送孩子出国的家庭，不得不未雨绸缪，远走海外；而被污染的环境，也成为父母忍受离别的推力之一。
一百多年前，清政府选派了数十名贫困家庭的少年，出国学习洋务。那时的中国，尚在抗拒现代化的转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注定失败。在海外的少年们，剪掉了辫子，热衷起探究洋务背后的政治文化，见此苗头，清政府将这批少年召后，也召回了挽救这个王朝的一丝可能性，中断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尝试。这种转型，至今仍在进行。不合理的未成年人教育体系，不过是转型过程中的产物。而转型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也催促着一些父母带着幼子举家外移。社会之痛传导到家庭，才有了一个个孩子的出国，他们离开既为了获得什么，也为了逃离什么。
旧时代的那一种别离，与当下的这一种别离，终究有相似之处。
在父母身边，在祖国的土地上，让未成年人接受良好的教育，当是一个现代国家为自己孩子们准备的最好的礼物；也是留在国内的人们不容推辞的一个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