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的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LSE）19世纪末成立以来，以“中左翼”思想立校。LSE社会主义被称为“费边”社会主义，讲究渐进改造社会，追求平等和自由；鼓励知识分子“谋定而后动”（费边为古罗马大将，以讲究谋定而后动而知名），以科学方法系统地研究社会，从而提出改造的方案。LSE至今仍是英国“费边社”的主要思想库，工党重要智囊，从韦伯到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中左翼姿态百年不变。LSE创办人韦伯夫妇和萧伯纳，华莱士，均为社会主义者，费边社的首脑人物。罗素当时也是立校初期的教师之一，并曾将自己从剑桥获得的奖学金捐给LSE成立基金，此人主张社会主义一生不渝，身为学术泰斗，数次被捕。虽勇猛至此，其传说中的一句话却颇反映费边主义者的性格：“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费边主义者是怀疑主义者，不仅怀疑权威，也怀疑自己原有的看法，不断以现实观照理论，不断辩论，不断修正对社会的认识，是其一贯的主张。
费边社会主义100多年以来之所以能够一直生存发展，以其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在欧洲各国执政，甚至被美国克林顿也视为金律，与其讲究“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秉承自由思想多元学术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尽管LSE以中左翼思想立校，是社会民主思想的堡垒；但同时LSE也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LSE在学术上开始取得世界级地位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LSE经济学主脑罗宾斯广揽人才，使得LSE成为当时经济学研究的中心。罗宾斯延请到的最主要的人才就是哈耶克。在此二人带领下，伦敦学派成为当时经济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其实，哈耶克来到LSE的时候，韦伯先生还健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与当时LSE社会民主思想甚至与30到40年代整个经济思想界和决策层的主流思想都不一致，但韦伯仍然大力支持了聘请哈耶克，因为他认为一个“严肃的社会科学家最终都会走向社会主义”，显然他认为哈耶克就是一个严肃的社会科学家。尽管韦伯的预言没有兑现，但哈耶克在LSE的研究实际上也促进和刺激了LSE社会民主思想的进一步深刻。
30年代的哈耶克是孤独的，伦敦学派的不幸在于，它繁荣于30年代，正是一个凯恩斯主义大展宏图的时代，这注定了它远远不可能有其思想同盟者芝加哥学派那样广阔的影响力。二战结束前后，哈耶克告别LSE，告别已经皈依凯恩斯主义的罗宾斯，前往芝加哥大学，在这时，他做了一件影响战后思想界格局的事情，成立了“朝圣山协会”，将自由主义的精髓默默地秉承下来。此后LSE许多经济学人科斯、舒尔茨等人辗转汇集芝加哥大学，使30年代在LSE没有实现的辉煌在6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得以实现。
30年代虽然是LSE经济人才最为荟萃的时代，但当时LSE在泛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拉斯基教授，他是哈耶克在LSE最主要的辩论对手。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吸引了世界上各地的青年才俊，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后来的发展。20到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为流行的学说就是拉斯基学说。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王造时、吴恩裕、徐志摩、金岳霖、张君励、张奚若、陈源、萧乾、龚祥瑞等一代才俊当时都曾经来到LSE治学，他们有的如费孝通在这里攻读了博士学位，有的如罗隆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来这里做研究，有的如徐志摩、金岳霖抱着学习政治经济的目的而来，之后离开这里转攻文史，但他们大多在当时中国的乱局中选择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道路，奉拉斯基为宗师。这一批人回国之后，或组党、或办报，力求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费边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说到LSE在20年代到40年代的校友，我们不能不提到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是LSE校友，拉斯基的弟子钱昌照博士（后来他与费孝通都是中国政协的副主席）向蒋介石建议成立的，钱30岁的时候已经担任教育部副部长，1932年资源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他33岁，担任副秘书长，后担任主任委员，委员长；实际掌握资源委员会的日常运作。在他的招揽之下，LSE校友云集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实际垄断着当时国家的经济运作。资源委员会的一群技术官僚并不认同蒋介石的政治主张，反而更倾向苏俄；因此他们极力标榜政治独立，专家治国。1949年前后，资源委员会集体起义，大部分也留在大陆。与此同时，当时在蒋介石政府中财经和外交领域也充斥着LSE的校友，例如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LSE经济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LSE法学硕士）等。
其实，在民国时期LSE中国校友数量极为有限，但他们几乎个个在自己的领域中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1949年之后，他们中有一些去了台湾，尽管也历经坎坷，但在台湾当局讲究财经专才治台的思路下，在整个台湾经济起飞中都起了关键作用，例如行政院长俞国华，就是典型的专家型财经官员。而作为民间力量，中国时报创始人于纪忠秉承费边主义始终不渝，成为台湾社会良心的代表。
1949年，LSE中国校友的大部分还是选择了留在了中国大陆，他们的命运是中国知识分子20世纪大悲剧的缩影。凭借领导民主党派的政治资本，虽然有的也贵为部长，但到1957年，他们一夜之间几乎沦为罪犯，甚至连罪犯的待遇都不如。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1957年被打折了脊梁，连脸皮也给扒光了。《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作为第一个右派，最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和罗隆基作为五个最大的右派之二，一直没有得到平凡。1957年之后，费孝通学术武功尽费。吴恩冕这位LSE政治学博士，拉斯基亲传弟子，最后在《红楼梦》中间修炼。文革结束之时，LSE在中国的影响完全丧失，几乎不为人所知，留下的是人们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道路摇摆不定软弱无能的印象。
文革之后，LSE虽然在中国虽然仍然知名度不高，但为数不多的LSE中国校友开始逐渐活跃起来。最令人佩服的是武汉大学的王铁崖老先生，他30年代在LSE治学，到文革之后，有几十年无法接触学术，与其同时代归国的法学学者基本上都无力重拾学术。然而王老先生几乎一人重新顶起了中国的国际法研究，在国际法学界培养了一批弟子。与此同时，新一代LSE校友开始在中国的经贸、外交、学术各领域活跃起来。周文重，张业隧，龙永图，王光亚，杨洁篪等人成为中国外交外贸领域的重要领导人.。黄平（LSE博士，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读书》杂志执行主编，Giddens思想的引介人之一），彭希哲（LSE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人口学专家）；程兵（LSE博士后）：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目前中国少有的金融数学专家；黄丹涵博士（LSE研究人员，银河证券首席法律顾问）都在各自领域居于领先地位。
更为有意义的是，LSE培育出的思想在80年代以来再次成为中国思想界追逐的对象，但这次，知识界举得最高的旗帜并非韦伯—拉斯基—吉登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是罗宾斯—哈耶克—波普的自由主义。尽管LSE的费边主张也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但其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是持否定或半否定态度的，与古典自由主义大相径庭。而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哈耶克和波普的追捧，则带有非常浓厚的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反思色彩。在LSE几乎度过了大半生的波普，是整个当代思想界拥有信徒最多的大师，他的思想对我来说是一个谜，我想绝大部分人对他的理解可能也很有问题。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他是在LSE这样一个中左翼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者，也许我们就能够多少对他的一些思想略有感悟，甚至可能理解他的弟子索罗斯的种种怪论了。
2000年以来，中国前来LSE学习的学生突然大幅度增加，中国学生现在已经占据了LSE的硕士热门专业如金融与财会的几乎四分之一的位置。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听说过LSE。许多朋友对LSE与中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我特别希望中国来的更多的朋友去LSE学习不同的专业，比如人权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劳工关系研究等。LSE不仅是一个工商信息的枢纽，更是一个社会科学思想荟萃之地。蒙代尔教授协助人民大学办了一个学院，他说，他一直期望在中国建立一个LSE这样的学校。我想，如果他的理想要实现，恐怕至少还需要我们整一代人的努力，至少，需要我们真正去理解LSE作为一个世界级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