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春天！空气中弥漫着爱情的味道，因为新郎和新娘正憧憬着被朋友和家人所环绕的新婚之日，也正从这一天起，他们将屈从于让他们牵手的经济驱动力。爱情或许是婚姻的基础，但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市场让新郎新娘们走到一起，并塑造了他们婚后生活的模式。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校友苏珊•帕顿(Susan Patton)最近发表的公开信引起了轩然大波。她在这封公开信里敦促，年轻的女大学生们要趁自己能轻而易举接触到这么多高质量的候选爱人的时候，锁定一名常春藤盟校的天之骄子。不管你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怎么看待这条建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把婚姻经济学搞错了。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的女性才是真正手握大权的人。
如今，许多妻子比丈夫挣得多，女性没必要再执着于“钓金龟婿”。
回望帕顿女士结婚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面临的是非常惨淡的婚姻市场（这在某种程度上指的是，一个“买家”和“卖家”都颇为稀少的市场）。这些女性不得不从为数不多并且极受欢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士中选择自己的丈夫。在那个年代，男性的薪酬水平远远超出了女性。女性对于嫁给比自己教育程度高的男性的渴望完全符合经济意义。在当时大多数的婚姻中，丈夫们的薪水比较多，而妻子们（不管教育程度如何，薪水都低于男性）则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家庭上。
对于像帕顿女士那样在上世纪70年代迈入大学的女性来讲，她们的动机就包括在就读期间找到一位伴侣。因为在大学里，婚姻市场上的单身知识男性相对更为密集─即使这样做就意味着牺牲她们心目中对理想丈夫其他方面的要求。这些女性知道，在离开大学后，这个市场将变得惨淡，她们也将不得不把自己的“保留价值”(reservation value)降至更低的水平，这里的“保留价值”指的是她们对未来伴侣必备品质的最低要求。
但是，在过去的40年间，经济因素已经改变了婚姻市场，目前市场的天平更倾向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现在，年龄在25岁至40岁之间的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女比例为100：132。对知识女性来讲，这听起来似乎意味着婚姻市场变得更惨淡了；对于那些执意要找到学历比自己高的丈夫的女性，情况的确如此。但是现在，很多女性都在寻找具备其他品质的未来伴侣。
比如，性别比例失衡已经让很多知识女性能够选择比自己年轻许多的结婚对象。“小男人”成为爱情猎物的原因是，相较于年龄比自己小、获得稳定收入能力差的女性，“小男人”更愿意娶到比自己年长、经济上更成功的妻子。相应地，嫁给“小男人”的女性则获得了有朝气、年富力强的伴侣。
男性与女性间教育程度的失衡还使得由女性主导家庭话语权的婚姻关系有所增加。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称，目前，在夫妻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家庭中，妻子比丈夫受教育程度高的情况更为多见（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占婚姻家庭总数的28%，而相反情况占19%）。因此，在需要做出家庭决策时，丈夫更愿意和妻子共同商量。在家庭决策中不听取妻子意见的男性则面临着高得多的离婚风险：若有必要，他们的妻子能够自给自足；如果作为家庭经济主要来源的妻子离开的话，丈夫们可支配的家庭收入将大打折扣。
男性和女性教育程度上的差异也是最近几十年女性出轨行为有所增加的原因之一。在对超过1,500名职业人士的行为进行研究后，荷兰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由乔里斯•拉默斯(Joris Lammers)领导的研究人员发现，公司中职位越高的女性越容易对丈夫不忠（这点与身居高位的男性如出一辙）。在妻子赚钱更多的情况下，如果离开有出轨行为的妻子，在财务上具有依赖性的丈夫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不忠引发离婚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要说的是，在这样一个女性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超越了男性的年代，女性嫁给比自己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已经不再符合经济意义。对职业女性来讲，经济效益最高的婚姻是那种丈夫有更多时间满足家庭需要，而妻子能专注于自己高薪职业的婚姻。
帕顿在致普林斯顿女性的公开信中指出，年轻女性应该推迟结婚年龄，并“选择嫁给一个除了高智商外，还有其他值得称道的优点的男人”。在这一点上，她是对的。实际上，有经济理论预言，这正是很多普林斯顿女性即将做出的决定─不是因为她们别无选择，而是因为她们有能力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