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新广播大楼及其大功率中波之声的开播启用，**之声的地方语言广播事业进入了黄金时期，开创了一个灿烂辉煌的方言广播时代！
从 学 校 大 门 走 进 广 播 大 门
1959年至1960年，**之声先后从潮汕、梅州和海口选调了几批精英人才担任潮州话、客家话和海南话播音员。
根据**凸显的方言区域分布特点，又充分考虑**对境外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华侨进行宣传尤其是“空中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当年的之声领导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将**人民广播之声第二台（即现珠江经济台所用的中波频率）设定以播出潮州话、客家话和海南话三种地方语言节目为主导频道，早晨编排简明新闻，下午至晚间则对地区新闻联播、对农村广播以及简明新闻为主，间隔地方戏曲、民俗音乐等文艺节目。此外，潮州话播音员还负责“省一台”每天早午晚四次危险天气预报。
1960年9月下半月举办了**省第一期播音员训练班。地方语言队全体参加培训，听取老同志田茵、张勇等讲课。
直 播 头 几 个 月 次 次 冒 冷 汗
想起当年，我们潮州话新播音员跟班两周，师傅就放手让自己直播了。至今不忘的是开始直播几个月里，每直播完一个政治节目之后，总会流一身冷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心理压力太大了！”那个时期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地方语言还必须将“文字通稿”吃透消化翻译成口语化的广播语言。尤其是新闻稿件，往往发稿不按时且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花稿”，压根就没时间给播音员备稿，倘若没有练出一口硬功夫，要是脑袋瓜不会“急转弯”，那就容易“吃螺丝”“火车出轨”——出差错出洋相。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哦！出了差错就得写检查上“排行榜”（当年没有奖金可言），闹出严重的政治差错者则调离岗位甚至调离之声……
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服务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共青团员们充满理想与追求，满腔热血地去工作去战斗！我们都朝着“又红又专”的目标拼搏，自觉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那个时期，我们地方语言队团小组成为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互 相 监 听
互 称 播 音 名
那个时期，省二台三种方言播音节目都是互相监听的，潮州话播出时由海南话播音员监听，我们潮州话下班紧接着监听客家话的，客家话播完了就监听海南话节目，发现播出差错，就得核对，然后登记上报。开头仍使用老式的钢丝录音机，后来才有国产的磁带机。因此我们六位播音员都得学听潮客海语言。正因为互相监听，也就学会用地方语音互相称呼播音名——文潮、黄明、晨辉、丹霞、少波、周莉，一直至今。彼此之间也觉得很亲切很有趣的，不久这三种语言一组合也成了相声节目，闹得啼笑皆非。潮州话那一句“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成了歇后语。
“特 供”半 斤 白 糖 加 2 元 润 喉 费
1960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之声干部跟其他单()位一样凭票定量供应粮食和副食品，也吃过甘蔗渣或小球藻做成的早餐……
不过当年对播音员有个“特供”。之声领导向省委打了三次报告，申请给播音员每人每月供应半斤白糖，后来总算如愿以偿；同时之声党组特批给播音员每人每月2元润喉费。可别小看这半斤白糖和两块钱润喉费，它充分体现了以田蔚同志为首的**之声领导对播音员的高度关怀，更温暖了我们的心窝。
经济困难时期，我们播音科包括广州话组、普通话组和地方语言组全体三十几位播音员每周得抽出两个上午开荒种番薯。记得，当年下早班就得肩挑粪水，走过越秀公园，到达606发射台（文革后建成了**电视台和国际大酒店）……
我回忆起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尽管每天得精心计划好自己的食堂饭菜票，然而就是那样积极乐观地度过每一天。
与地方台交流对换不断提高播音水平
离开了本乡本土，久而久之，听众就觉得我们播音“变调”“变味”了。之声领导就提出跟地方台交换播音员。于是，省台潮客海播音员分别回到汕头台、海南台和梅州台播音，同时安排我们深入生活，到农村“三同”、到工厂劳动。
我自己专门拜访作家、教授，向各界听众征求意见。例如，我和黄明同志有幸到大作家秦牧家里做客，专门去中山大学詹安泰教授家里访谈，向暨南大学等方言新老学究请教。还拜访过广州文化公园主任。每每都受益匪浅。